韩浩月

消失的“儿化音”,变淡的地方方言


韩浩月


前几天,北京发布了一批“京城新语”,除了“朝阳群众”、“西城大妈”这种很容易被分辨出来的地域词汇之外,多数的“京城新语”都是互联网味道很浓的词了,比如“任性”“神回复”“刷存在感”之类,于是有人说,随着社会变迁,这些年在北京涌现的新词,“儿化音”已很难找到了。


“儿化音”是老北京话的显著标志,俗称“京片子”,“猫儿腻”、“倒儿爷”、“倍儿”、“颠儿了”、“发小儿”、“吃挂落儿”……这都是北京人的日常用语。在互联网普及初期,北京人也自创过流行语,比如“装垫儿台”(中央电视台),但在后来汹涌澎湃的互联网新词创作大拨哄当中,“京片子”失去了在互联网上的话语阵地。不止“京片子”,东北大碴子话、河南中原腔等地方语言,也一样被淹没在互联网新词的潮流当中。


“儿化音”的消失,有网络语言冲击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得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1980年代,《北京晚报》曾开设一个“外地人谈北京”的栏目,其中有一期就刊发了一封外地读者的来信,称北京公交车售票员报站不讲普通话,听不懂鼻音很重、声音快而低的北京方言,后来北京公交系统就普及了电子报站器——这是一个个例,但很有代表性,推动整个北京话被普通话代替的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当时中国唯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减少语言沟通成本的最好做法就是大家都说普通话,“京片子”反倒因为“地域优势”成为最先被“消灭”的地方口音。


近几年来,北京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如同旋转的陀螺会甩掉身上的尘土草叶一样,一切以城市变化为中心的其他事物,也在发生着不小的变化,比如“动批”等大批小商品城的搬迁,北京副中心建设带动的人口转移,对“开墙打洞”行为的全城治理,对三里屯“脏街”的收拾等……“儿化音”的消失只是这股大潮流当中的一桩小事件,在专家们呼吁要保护某种事物的时候,通常这种事物基本已经失去了保护的基础,以“儿化音”为标志的“京片子”,终将消失在一个更加宏伟庞大的“新北京城”当中。


北京是老北京人的故乡,也被无数新北京人视为故乡。不少逃离北京的外地人,过了没多久的时间又逃了回来。北京已经成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共同故乡。但在审视与这座城市的精神连接的时候,人们又不由对“故乡”的含义产生了恍惚的不解与犹疑。北京土著觉得北京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老北京了,言语间有对“家园消失”的惋惜,而无论是在这里生活了一二十年还是初来乍到者,在北京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归属感,觉得早晚有一天还是要离开。“北京”由一个清晰的词,变成一个含混的词,她让更多人拥有了故乡和第二故乡,却又让同样多的人多了些属于游子的惆怅。


北京的建设无疑会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她的城市生活也会更加便捷、舒适、美好,但她的“故乡”属性的确也在慢慢淡化。“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这句让人动心的话,也会渐渐失去它的感染力。“此心安处即是吾乡”,愿有更多人在诺大的北京,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在这座成长着的、扩张的城市里,找到故乡的味道。

以文学的名义关注范雨素

韩浩月


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湖北襄阳人范雨素,以一篇刷屏文章《我是范雨素》一夜走红,媒体迅速聚焦她,并试图通过多样的报道与解读,来发现她以及她所代表的群体生存状态,以及某些社会问题。如同被举到阳光下的一粒水滴,范雨素的“晶莹”形象具备了放大性与穿透性。


身份特征与文学才能的结合,是造就范雨素走红的根本原因,两者缺一不可。但首先得拥有文学才能,《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主要由短句组成,在7000字的容量里,作者写到了母亲、哥哥、姐姐、自己、离婚的丈夫、孩子、房东、雇主等等,用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了每个人物的命运,信息含量很大。这篇文章徐徐打开了一幅充满颠簸流离的家庭图景,代入感很强,容易引起共鸣。


在皮村“文学小组”的学习经历,让范雨素掌握了基本的文字表达能力。对真实故事的熟稔掌握和饱满情感的灌注,是作者写作的最大驱动力,因此范雨素的文章充满朴素的力量感。即便不动用虚构的手段,单凭这股真实、朴素的写作风格,并经过专业编辑的指导,范雨素也拥有了成为一名作家的实力。希望媒体的高关注度不会给她带来太大压力,而是能够给她增加动力,写出更多类似《我是范雨素》的文章。


范雨素的文章可以归类于“城市写作”行列,而不是想当然的“乡土写作”。乡土文学几乎已经灭绝,乡土写作更是难以为继。范雨素的写作视角是从城市人的角度出发的,很大程度上和每年春节都会被广泛传播的“返乡文章”类似。和城市人的接触,与老师们的交流,虽然没有改变范雨素的现实身份,但她已经不知不觉中拥有了城市精神。具有通透力的观察,不动声色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语言中的冷峻和幽默,都符合“城市写作”的特征。


发现范雨素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她被捧到公众面前的那些有关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宏大话题,这是她所不能承受之重,而在于如何让文学在今天能够慰藉更多人的灵魂,如同她所说的那样,“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在社会上就存在着满足人精神欲望的普遍功用,新世纪前后,被消费主义围困的文学,更多被当作一种商业工具来使用,去制造喧哗浮躁的娱乐。怎样才能让更多人像范雨素那样,把阅读与写作当成生活中愉悦自己、释放自我、体现价值的载体,才是人们应该重点去讨论的议题。


在接受采访时,范雨素也在试图消解迅速被贴到她身上的标签,“我是靠苦力吃饭的,不靠写文章谋生”。这是种本能的躲避,成名之后她最大的快乐或许是仍然可以像以前那样写作,不为外界所干扰,只遵从自己的内心。所以,以文学的名义关注范雨素,是对她的一种保护。拥有持续写作的能力,不丢失写作的快乐,范雨素就会永远是为她刷屏者喜欢的范雨素。

《摔跤吧!爸爸》:没法对立起来谈的父权与父爱

韩浩月

 

每隔一段时间,印度电影就会在中国掀起一股冲击波,虽然不像当年《大篷车》、《流浪者》那样席卷市场,但在创作层面上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印度受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影响,电影创作面临的压力要比中国更大,但在创作的活跃性以及探索性方面,却走在中国的前面。

 

这次还未公映就引起广泛关注的《摔跤吧!爸爸》,主演是阿米尔•汗,这位有着“印度刘德华”之称的演员,已经凭借《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和这部《摔跤吧!爸爸》,成为印度电影输出的一张名片。值得一提的是,《摔跤吧!爸爸》对宝莱坞传统的颠覆更加明显,讨论的话题更具引起广泛共鸣,表达的价值观更加无国界,有可能超越阿米尔•汗主演的前两部引进片。

 

看印度电影亲切,除了其创意朴素、立场鲜明、故事民间化等原因外,还有一点是,中印两国在政治、文化上有颇多相似之处,比如《摔跤吧!爸爸》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意识问题,就和我们国家诸多民众的想法有相似之处。比如对待家国情怀、国家荣誉、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知等方面,《摔跤吧!爸爸》所传递出的“在保守中有进步”、“在变化中有坚守”价值取向,和当下中国还是大致重叠的。

 

养育出儿女,通过体育竞技的渠道,为国家与族群争得荣誉,这在前些年,绝对是政治正确的事情。但通过上一届的里约奥运会,我们已经清晰感受到了国人对奥运、对金牌的态度转化,从追求成绩,转为到享受比赛。拥有了这样的普遍心态,再去看《摔跤吧!爸爸》会多一些微妙的对比,也会得到一些电影之外的感受。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个感受,是一些网友提出的问题,《摔跤吧!爸爸》中阿米尔•汗对女儿的教育、以及对女儿前程的规划,究竟是父权还是父爱的体现?

 

曾经是印度摔跤冠军的父亲,在为生活所迫放弃摔跤之后,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完成自己未实现的梦想,赢得世界级比赛金牌,但事与愿违,妻子一口气给他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偶然的机会(女儿在打架中战胜了男孩),让父亲眼前一亮,有了类似“花木兰代父从军”的灵感,决定对其中两个女儿进行摔跤训练,帮助他实现夙愿。——在现代家庭教育的语境之下,这位父亲很容易被冠以“自私”“虚荣”的帽子,以自己的权力改变女儿的命运,逼迫女儿做她们不喜欢的事情(起码在一开始是这样),这会让一些父亲产生排斥感,觉得这位退伍前摔跤手、业余摔跤教练有问题。

 

但从父爱的角度看,父亲对女儿从事摔跤事业的规划,的确也是爱的成分大于父权的成分。印度的女性地位不高,常被当作家庭附属品看待,尤其是流行童婚,一些女孩子在14岁就步入婚姻,开始了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的生活。因此,摔跤老爸引导女儿进入体育竞技行业,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命运走向,把女儿变成了一个拥有世界视角的现代女性,摔跤小舞台,社交大舞台,女儿所拥有的人生,在精彩程度方面要远远超过其他印度女性,这何尝不是父爱的伟大体现。认为女儿娇弱就应该呵护在温室里长大的观念,反而更像是一种祸害。

 

《摔跤吧!爸爸》以阿米尔•汗所饰演的爸爸这个角色,充分把一个男人的父权与父爱都无保留地刻画了出来,父权中融合着父爱,父爱中又难脱离父权的基础,两者细密交融,很难区分开来看,更难对立起来谈。如果陷入一种矛盾感难以自拔,不妨以结果来评断过程,或者以影片带给你的直接观影感受再来揣摩电影的价值观是否成立。

 

我个人的观影感受是,《摔跤吧!爸爸》没有过于在意父权与父爱之间所谓的冲突,首先它是一部流畅的、令人愉悦的电影,以被欺负的男孩子的视角讲述故事,这是好莱坞片常用的手段,保证了影片的客观与真实性。在故事主体方面,却牢牢地遵守电影创作法则,不停制造娱乐看点,带动观众情绪起伏,比如回放比赛录像要去放黄片的录像厅租场地制造反差,女儿在看到一位同龄女孩结婚后从此改变立场等,都属于在局部空间把戏剧冲突做足,有效地调补了这部电影的长度。


看电影的一个最好选择是,事先不带立场去看,事后再去思索电影的余味,可以证实的一点是,《摔跤吧!爸爸》是部有诸多余味可供回想的电影,也是五月档期不可错过的一部佳作。

《人民的名义》贵在真实,《天上人间》也应如此

韩浩月


对于2010年夏天才来的“新北京人”来说,“天上人间”已经是销声匿迹的神奇所在。而在此之前的新老北京人,大多知道这所坐落于东三环的场所,并津津乐道于诸多神秘的有关于它的传说。


犹记当年“天上人间”被捣毁在民间所引发的喟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上人间”已经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抹去。如果不是传出《人民的名义》原班人马要拍摄这个故事勾起往事,“天上人间”将会被时光彻底掩埋。


出品方有够直接,这部被冠以“反腐大剧”的新作,直接被命名为《天上人间》,时至今日,想到这四个字,人们脑海里已经无法产生旖旎遐想,取而代之的是权力的交锋、钱色的交易、人间的丑恶等等,如中国军网所形容的,“一个毒瘤和恐怖”。


既然想拍“天上人间”,就不能有所顾忌,绕弯迂回连个名字都不能提。反腐剧创作到了《人民的名义》的时候,已经转了一个弯,从寂寂无声到迎激流而上,手握“尚方宝剑”的几家联合出品方,在实现创作突围之后,有必要乘胜追击,把“天上人间”这个大IP拍好。


《人民的名义》贵在真实,尽管对比现实仍有“小巫见大巫”之嫌,但在创作尺度上的确前所未见,一些直白有力的台词听来令人耳目一新。用“带着镣铐跳舞”来形容《人民的名义》的创作已不合适,这部戏起码已经是脱掉了一只镣铐在跳舞,有了这次经验,到《天上人间》的时候全部镣铐脱掉跳舞甚至离地奔跑都有可能。


《天上人间》要拍得好看,要引起观众追捧、舆论轰动,要传达正确的价值观,首先就要解决故事的真实性问题,“头牌花魁”是怎么被谋杀的,她手机通讯录里存的外省高官的电话号码都有谁,北京某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所带警方防暴队为何在与某神秘“极其强力”的队伍对抗中“未获便宜”,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是到“天上人间”消费的最高级别官员吗?……这些疑问哪怕得到80%程度的还原,就足以保证这部“反腐大剧”会成功。


观众会对公权力介入风月场所继而产生的权力斗争与腐败感兴趣,表现这一方面的内容,需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同时,如何真实地讲述权力之下“天上人间”那些普通的陪侍人员的工作与生活,也考验创作者的视野与心胸。一切无需粉饰,无需过激地批判,也无需廉价的同情,只需要扯下围绕“天上人间”话题的那些虚伪的外衣,用真相告诉观众这是一个怎样的“天上”和怎样的“人间”,《天上人间》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为知识付费”只不过是新一轮的信息恐慌


韩浩月


究竟发生什么了?中国网民从“一毛不拔”的免费时代,一跃跨至“为知识付费”的慷慨时代。要知道在几年前,为了省掉网络文学收费阅读的一千字几分钱,还有人冒着盗版骂名辛勤地把作者刚更新的文字人工输入到贴吧里供同好们欣赏。而现在,或是同样一个群体,他们正在为王思聪、罗永浩、罗振宇、李开复、郑爽等网络名人所提供的“收费内容”纷纷解囊。


免费差点毁掉中国互联网。在中国网民把“免费至上”当成信仰来看待的时候,门户网站靠短信收入度过了难关,网游也靠免费打开了海量用户涌入的大门,在过去十年,如果哪位网站掌门人敢说收费,舆论如果算子弹的话,那么他肯定会被射成筛子……就是在这种“免费主义”的主导下,中国互联网用畸形的发展走到了今天,标题党,黄色擦边球,日产几十篇的内容人肉生产小组。“为知识付费”这个概念的诞生,制造了一个辉煌的假象,貌似网民的觉醒,开始向优质内容回归。但看看那些自媒体上绝大多数的十万加,以及新闻客户端中那些留言评论最多的文章,就会知道,所谓的“为知识付费”,目前仍然不过是为追星付费、为商业潮流制造的洗脑游戏付费、为信息恐慌付费。


什么是“知识”?恐怕有太多人已经忘记了知识的本义。知识是智慧累积,符合人类文明走向,知识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探索与期望。虽然知识本身也包括着对信息的描述和对娱乐的涵盖,但泛滥的信息和浅薄的娱乐肯定不是知识。知识的定义本身,决定了获取知识是个漫长、系统的过程,知识的沉淀与累积,也决定了获取知识的渠道丰富且多元。而现在互联网上所谓的“为知识付费”,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其实都是“反知识”的。“为知识付费”更多是付费者寻找存在感、填补信息恐慌的一种安慰。


网络文学的打赏机制和微信公号文章的赞赏设置,以及网红直播间里的刷游艇刷飞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用户的付费意识。用户为一部小说或者一篇文章付出金钱,除了认同作者的劳动为他们带来的愉悦和其他收获之外,还有一种心态是“我来了,我看到了,我付钱了”……否则无法解释有人为一部小说、一位网红打赏几万、几十万元的行为——作为个体付费,这种举止显然已经超过了“物有所值”的定义,看不到“物物交换”所带来的平等与愉悦,反而可以感受到行为背后的某种无力与焦虑。


“为知识付费”可以换一个说法,叫“为人性的弱点付费”。在付费产品的设计逻辑背后,往往隐藏着对人性弱点的洞察,比如对用户好奇心的掌控,比如产品制造信息障碍、诱人深入的能力,比如周密设计的游戏参与感,还有对付费用户的心理激励机制等等。“为知识付费”更像是一场没有感情基础的快速性爱,短暂满足之后是无尽的虚空,然后又无法遏制下一次的诱惑。


对“为知识付费”可以有着诸多角度的解读,但归根结底这种行为还是建立在“信息恐慌”基础上的。这像个笑话,也像个悖论。在这个时代获取最快速便捷的莫过于信息了,只要愿意,24小时都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世界每个角落的信息,从叙利亚战争,到美联航乘客被强行拖下飞机的进展,从深藏于图书馆的某部著作,到一秒钟前刚更新的网络小说新篇章……但人们还是有种心理恐慌,唯恐失去有价值的信息,唯恐落伍于时代,当几百几千人去花钱围观一名网红只有几个字的回答时,能够遏制住好奇心不去关注的人,是需要付出一点自制力的。


人类从来没有成功阻止过信息恐慌的蔓延。人们无时无刻都在渴望得到信息,从电线杆子上的牛皮癣广告,到中关村早期出现的印刷小册子,再到互联网上的弹出窗口和每个网页上都有的广告,不同年代都会有人利用信息恐慌来制造商机。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为商机披上了“知识”的外衣,在借着“尊重知识”的名义来获取短期收益。在付费用户度过了一段时间的信息恐慌之后,厌烦感由之产生,“为知识付费”就会走到尽头。


真正意义上的为知识付费,从长远看是有前景的。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会被冷落,但却永远不会消失。一本流传了几百年的名著,一册被公认为经典的学术作品,一名学者经过潜心研究写出来的文章,都会在经过层层过滤之后,被保存于书架上、硬盘里、互联网云端。用户去了解、学习、掌握这些知识,永远不会担心后悔,永远不会产生消费后的虚空,而且,这些知识的定价,永远是实惠甚至是廉价的。互联网上那些“收费知识”,无外乎是对“旧知识”的一次次新加工,如果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和学习的心,就会觉得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很多时候为“信息恐慌”埋单的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庸人自扰。

究竟谁才是缺爱的一代?


韩浩月


爱之于中国人一直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羞于表达爱使得人们的情感难以得到有效的沟通。一些时候,恨反倒比爱更能交代清楚亲情或爱情关系。在社交媒体上,“爱”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泛滥的符号,但在现实生活里,爱依然处在一个缺失或者空洞的状态。这让人颇觉得无奈。


想到谈这个话题,是因为季羡林遗物案上周再次开庭了。自2009年季羡林辞世后,与其遗产有关的纠纷一直没有停歇。2016年5月,季羡林之子季承将存放了季羡林物品的北大告上法庭,要求北大返还,一审判决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从辞世到今天整整八年,一次次被推到舆论风口的季羡林,还在承受着世人复杂的眼光打量。


公众心目中有两个季羡林。一个是那位《怀念母亲》《夹竹桃》《永久的悔》等诸多文章被收进教科书、一生翻译与创作出版了诸多煌煌大著的大师季羡林;一个是那位随着遗产争夺案一起不断被曝光家庭生活的平凡老人季羡林。隐私一次次见诸于媒体,不会磨损季先生一生学术成就的辉煌,但却一度让这位真正走上大师殿堂的文化巨擘,暴露了在家庭生活中的脆弱一面,这恐怕是所有尊重他、爱他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季承曾出版名为《我和父亲季羡林》的图书,将父亲形容为“一个人生失败者,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书中还写到诸多类似于这样的细节:“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掏了一瓢水去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但他从来没有亲过我或拉过我的手。”父亲的冷漠让一个儿子的积怨在成年之后爆发,父子两人曾13年没有见面,这种人伦悲剧的发生,其实无外乎一个字,“爱”。


打官司很容易为季承赢得同情,一方面有“子承父业”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公众的“补偿心理”也会倾向于季承的利益。缺乏“父爱”的季承,表面上看是在“索要”父亲的财物,但暂且放下法律条框、人伦情理,单从情感深处去分析,这何尝不是一个儿子在向父亲“讨要”欠缺的父爱,在民间,类似的父子恩怨比比皆是。


这些年一直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叫“缺爱的一代”,60后、70后们纷纷自称是“缺爱的一代”,甚至一直被认为在溺爱中长大的80后、90后也认为自己“缺爱”……其实向前追溯,生于1911年的10后季羡林那一代,才是真正“缺爱”的源头。他生于乱世,父亲在他十二岁时去世,给他所留下的印象是“荒唐离奇”,与母亲早早分开,青年时代颠簸流离,娶妻时娶了一个不爱的女子,虽然贵为“大师”,但情感体验的匮乏,以及现实生活缺乏真实情感的灌注,才是造就季羡林所谓对“亲情冷漠”的真正原因。


对亲情冷漠,是一个时代留给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作家老鬼在《母亲杨沫》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杨沫,在父亲打骂时添油加醋,说老鬼的《血色黄昏》是大毒草,给北大写信检举自己的儿子。类似的事例,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并非个例,许多人忙于处理时代伤痕,无暇顾及亲人感受,或者寄情于创作,把所有激情都用于学术钻研,亲情无形中变得如同炭火,触碰一下也会被灼伤。


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在女儿、婶母、妻子去世之后,季羡林都没有去参加她们的葬礼,但却分别写了散文作为悼念,也许只有在文章里表达情感才是安全的,不用那么直接地揭开陈年伤疤,可以用文字去修饰残破人生的裂痕。


作为局外人,关注季羡林先生家庭的私人生活,应有悲悯之心,他们个人或者家庭的命运,在放大或缩小之后,都会投射到万千家庭那里,只是普通家庭的隐伤,就算暴露后也会很快自我愈合于无声当中,而季先生作为极富知名度的公众人物,不得不承受舆论的点评,却是无法躲掉的命运。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应该杜绝八卦之心,把季先生放在时代命运的大背景下去打量,或会理解、体谅这位文化老人的悲伤与无奈。


走出季先生的家庭故事,再跨越60后、70后、80后这三代人,在90后、00后、10后这三代年轻人当中,应当是不缺爱的,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已经逐渐懂得了如何教育孩子去爱,上面几代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已经逐渐学会了如何科学地面对以及解决爱的难题,况且,当下的青少年群体,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了解了更多的事物,拥有更开阔的视野,远比我们想象要独立得多——而独立,恰恰是懂得爱的前提。


有句话这样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时间”,从不懂爱、缺爱到拥有爱、运用爱,何尝不需要花费三代人的时间?值得欣慰地是,缺爱的年代一去不回,爱也剥离掉了附加在它身上的诸多条件,在这个时代处处绽放。

青年导演以人文打底方能出类拔萃

韩浩月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发起并主办的“青葱计划”,今年已举办到第二届。贾樟柯担任本届“青葱计划”的主席,黄建新、田壮壮、方励、文隽、张一白等导演为进入前十名的青年导演担任导师。导师主要负责的是,帮助导演修改剧本、提建议、拉投资。由此可见,活动对青年导演“扶上马、送一程”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电影人更新换代很快,在导演这个层面上,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非是后继无人,而是年轻导演各自野蛮生长,缺乏体系教育以及电影文化传承。这些年一些跨界导演杀入影视圈,把电影市场搅得天翻地覆,制造了繁荣也制造了混乱。所以,“青葱计划”的意义除了要帮青年导演出人头地之外,还要把“工匠精神”里的师承给树立起来。


在观看了进入十强的作品推荐视频之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部,分别是陈威的《台风来了》、叶谦的《番薯浇米》、郝飞环的《野犬笔录》。这三部电影都涉及了大量的关于葬礼与死亡的故事,尤其是对葬礼有着不同却细致的描述,可以说,通过对死亡的观察,这三位导演分别找到了自己用镜头来审视社会的角度。


死亡主题一直是中国人既迷恋又恐惧的主题。人们通过吊丧、祭扫等方式,来进行情感层面的怀念,但又通过种种充满迷信的道听途说,为死亡涂抹不洁的气息。由于长期缺乏死亡教育,太多人对生死的问题难以产生深刻的认识。这次,三位青年导演用80后、90后的视角告诉观众,他们那代人,是如何看待父辈、祖辈的生存与死亡的。也因此,他们的影像中充满了仪式感。不得不说,这种仪式感很迷人。


《台风来了》讲述一个北漂青年回乡参加祖母葬礼的故事,整个家庭聚集一起又各怀心事,影片画面充满了葬礼元素,导演用一顿漫长的午餐,来刻画家庭成员的情感冲突。冰柜停电后,祖母眼角的胶水融化如同泪水,这是老人的最后的哭泣。影片的比喻很明确:在台风来临之前,人们内心深处的风暴,早已撕裂一切。导演对于家庭生活这一隐私领域的审视,不带任何温度,冷峻而直接。


《番薯浇米》片名有点奇怪,其实就是“地瓜稀饭”的意思。影片以一种家常饭命名,在表达上却标新立异,为古老的乡土元素披上了一层新鲜、明亮甚至时尚的外衣。一个90岁以上高龄的闽南婆婆,在死亡的逼迫之下显示出了灵魂的亮度,她的神秘与顽皮,使得她与去世多年的姐妹之间的“交流”,变得像场游戏。导演用一个陌生闯入者的视角,把一个沉重的乡土主题,表现得举重若轻,“地瓜稀饭”这个符号因而有了极度的穿透性,把人、鬼、神之间的联系进行了人文性的衔接。


《野犬笔录》耐心地、近乎血腥地刻画了一条狗在水汪中的死亡,并对行进于大道之上的葬礼队伍进行了悲壮、狂放式的刻画……一场隐而未宣的凶杀案,在充满暴力美学的镜头与画面之中,充满了悬念。这部电影的成片,很可能是观赏性不错的商业片,但导演所传达出来的意识,却是一种强悍的文艺态度,这使得观众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望与想象。


之所以偏爱这三部作品,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外在呈现上很酷、很文艺、很有欣赏价值,而是它们的内在,都闪亮着创作者的人文关怀。颇为讽刺地是,人文电影在市场上几乎难有好票房,主流商业片导演也纷纷对电影的人文气息避之不及,但作为电影事业继承人的年轻导演们,却很叛逆地、近乎报复性地在他们的创作中,对市场表达了不屑。


这大概就是年轻的好处,可以不用考虑太多,哪怕条件艰难,也要竭力拍出自己心目中的好电影。对于这样的导演,仅仅关怀是不够的,仅仅给钱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点溺爱心态。当然,这种溺爱是指,不绑架他们为商业服务,让他们在可以勇敢创作的时候,不被捆绑住手脚。如此,国产片的人文复兴才有希望,他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出类拔萃的优秀导演。

村上春树:文学与良知都不可或缺

韩浩月

 

村上春树因为在新作《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一书中,提到有40万中国人在南京被侵华日军屠杀,村上春树遭到了日本右翼的猛烈围攻,而村上春树做的事情,仅仅是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说出了一个真相而已。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他的良知与勇气。对于正直的人来说,这种良知与勇气会带来鼓舞的力量,而对于阴暗的人来说,这种良知与勇气恰如灼热的阳光,令卑鄙、虚伪的人感到如坐针毡。此外,村上春树被攻击,还因为在他的比对之下,太多人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冷漠与残忍。


村上春树是我长期喜欢的一位作家。只是在读完村上春树的几乎全部小说后,我还是不能确定,这位日本作家究竟哪里吸引了我。有时候会为他文字的精巧和对细节的敏锐刻画,而在内心暗自赞叹,有时候也会快速连续地翻过去十几页,为他的啰嗦与重复感到厌烦。但每每他的新书出版,总还是愿意第一时间买来阅读。

 

我所观察到的村上春树,有着三个非常清晰的层面。作为作家的村上春树,他找到了写作的密码,打开了通往故事世界的坦荡大道。他旺盛的写作生命力,以及层出不穷的小说创意,使得他的写作保持着一种令人安心的稳定和发挥。极少能够在他的作品里发现疲态——这是作家的专属权力之一,通过写作,可以永远把自己年轻的一面永远留在小说当中。


作为一名生活中人,村上春树是一代人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他穿纯棉的衣服,对汽车与音乐津津乐道,喜欢跑步,无论是出门沿途短跑还是参加马拉松比赛,他都能够在跑步中寻找到巨大的安慰与乐趣。对于中国城市读者来说,想到小说之外的村上春树,会想到他是当年小资群体的鼻祖,在小资已成落伍词汇的时候,村上春树又借助跑步,介入了城市读者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村上春树其实可以舒舒服服地躲在名声后面,去享受荣誉,许多作家都是这么做的。很长时间以来,作家群体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热情和对公共话题进行讨论的能力。但村上春树不是这样的人,尽管他对政治的热衷程度并不算高昂,但每次他针对政治议题发言,都会掀起巨大的声浪——因为人们在乎村上春树怎么看、怎么说。他安静而又坚定的观点,常如石块投入湖水,激起长时间不会消失的涟漪。


三个层面的叠加,才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可信的、有价值的村上春树。很难说哪一个层面的村上春树更有魅力。但如果让我选择,我会更喜欢那个在公共领域说真话的村上春树,因为他捍卫一位作家永远要说真话的尊严。

 

村上春树曾用英语说过一句话:Violence,the key to Japan(暴力是打开日本的钥匙)。敢于说出这句话的日本作家绝无仅有。也只有一个内心深处真正充满正直的人,才有勇气直面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疮疤。

 

在全世界范围内,话语权都逐渐落入政客与超级商人之手,作家的功用也慢慢蜕化,由社会良心变成快消品制造者。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文学书写中能够直面真实历史,并摒弃自私的民族立场的作家,已经算是挺伟大的了。当然,村上春树一次次地说出包括“高墙与鸡蛋”在内等观点,并不完全是选择政治正确地现在民众这边,也极有可能是为了呵护内心认为的真理与真相。

 

属于文学的村上春树,还有可能继续在诺奖的路上陪跑下去,但属于真理的村上春树,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仙侠小说很难打入欧美主流市场

韩浩月


一位美国读者看了半年中国的仙侠小说后,成功地戒掉了毒瘾。这个夸张的故事容易让人想到“知音体”,会忍不住去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来自媒体的报道确确实实显示出,中国网络文学正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进行着一次初见规模的输出,这会让那些力推纯文学走出国门的相关工作者大跌眼镜。


中国网络文学在国外的走红,完美复制了其在国内的模式:先是网友发现、追读,再是热心读者义务翻译、推广,最后是形成读者群聚集、相对专业的翻译人士介入、专门的网站建成,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打赏机制的形成,这不禁让人想到网络文学在中国的独特传播渠道——贴吧盗版。国外读者追捧中国网络文学,逃脱不了盗版阅读的“罪名”,但熟知网络文学成长与运营规律的中国网络文学站方,对此网开一面,甚至带有欣喜之情,对他们而言,又一个新兴的且回报丰厚的市场有可能要被打开了。


早在去年,外国读者喜欢的十大中文网络小说书单就已推出,他们和中国读者一样,把那些小说形容为“燃文”,不断留言“催更”,心急者还愿意自掏腰包去鼓励翻译者加快翻译速度。看来,网络小说的成瘾性是部分国界的,在中国网络文学作者所创造出来的规模宏大的仙侠、修真世界里,洋读者也一样迷失了。在中外流行文化话语权的抢夺战中,中国终于依靠网络小说扳回了一局,遥想不远的将来,国外读者与观众也像我们的年轻人追捧《魔戒》、《哈利·波特》一样,排队购买《盘龙》、《逆天邪神》等出版物或电影票,这不禁会令人笑出声来。


不过,这也只是一种设想而已。中国仙侠小说能否全面打入欧美主流市场,还需要历经一系列的考验。眼下中国网文在海外受追捧,只能证实“人性是相通的”,网文所虚构出来的世界,会帮助读者逃避现实,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麻醉。为了实现让读者上瘾的效果,网文作者就必须把网文的消费品属性放在第一位,因此网文的结构重复、情节雷同、语言粗糙等弊病,也会一道随之输出。目前还无法确定,追捧中国网文的国外读者,究竟是小众趣味,还是代表了大众阅读口味,这是需要赌一把的事情。


想要中国网文在国外实现读者群的大幅度扩张,需要国内的商业文学网站做一些助推工作,如同它们在国内所做的那样,强化网文作者的地位与收益,加强与政府文化部门的联系与沟通,用影视改编的手段使得网文影响产生化学反应。网文在中国进入主流市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影视改编,在欧美市场同样也需要如此,因此也产生了一个最大的阻碍:欧美流行文化会不会对中国流行文化的入侵产生排逆性?


流行文化的产生基础,是离不开主流文化与普遍价值观的支持的。或者说,流行文化与一个国家人民的审美趣味、价值倾向、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有着诸多隐秘的联系。比如好莱坞之于美国,好莱坞生产的作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但归根结底代表的还是美国人的精神与文化。国外流行文化的进入,势必会遭遇被同化的命运,一种新兴的流行文化形式,单单裹挟消费价值是没法与人家根深蒂固的主流文化相抗衡的,除非这种文化形式能够实现更为厚重的承载。


可以预见的是,假设仙侠小说真的开始融入欧美主流市场,欧美流行文化所能作出的第一反应就是本能地回击,中国网文能否禁得住竞争,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此,对待美国读者看网文戒掉毒瘾这件事,中国读者不妨一笑了之,对此有独立的判断,同时,也不必要因此而产生过多的自豪感。真正有品质的阅读,中外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重视经典,拒绝同质化,阅读的魅力在于能够让人成长、变化,而不仅仅是过瘾。

除了小鲜肉,谁还应该对影视行业乱象负责?



韩浩月

编剧宋方金前两天一篇公号文章特别火,文章内容说的是小鲜肉们天价片酬以及替身演出的那些事。演员宋丹丹、高亚麟在讲到影视行业乱象时,也都特别提到了小鲜肉不敬业的话题。尤其是正在开两会的宋丹丹在会议期间的表态,把小鲜肉问题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温和的宋丹丹的批评言辞当中也带着不少的关心成分,她说,“遇到那么多钱怎么把持自己?”

最早让小鲜肉被行业内人士放到舆论之火上正反面来回烤的缘由,就是小鲜肉们的片酬之高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个话题恐怕已经有两三年之久了吧。批评归批评,小鲜肉们的片酬降了吗,并没有。或许有的小鲜肉身价出现在合约中时有所降低,但那只是特别聪明的人使出的权宜之计,小鲜肉以及背后的经纪公司,仍然会一分钱不少拿赚得盆满钵满的。

前几个月,替身演出以及抠像演出的事被曝光,让小鲜肉“不敬业”的传言被坐实,这个时候,批评小鲜肉,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可怜的小鲜肉们,因为无法运用有利于自己的思维逻辑与公关技巧来为自己辩白,只能把眼泪吞进肚子里。

小鲜肉是娱乐业最大的掘金人,也是这个行业最吸引人关注的群体,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行业的脸面。既然得益最多,那么承受更多一些的非议,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小鲜肉自然是可以批评的,尤其是滥用替身、抠像演出、攀比身价等行为,怎么批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值得商榷,就是他们的高额片酬如果是通过谈判得来的,这就意味着符合市场议价原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小鲜肉又不是黑社会,没有拿刀架在制片人脖子上逼着制作公司把制作费的一半以上拿出来当片酬,制作公司不能一边靠小鲜肉赚钱一边骂小鲜肉片酬高,而是应该一起约定,通过弃用的方式,把小鲜肉的身价逼迫到合适的数字。

只是,谁也不愿意牵这个头,谁也不想牺牲眼前利益。在公共平台上骂一骂是好的,但牵扯到自己要签约小鲜肉时,立马就想到了电视台买片、单集价格、广告植入等收益。所以,影视行业乱象的黑锅,不能只有小鲜肉来背,小鲜肉顶多背一半,甚至只能背上个四五分之一,真正掌握娱乐圈话语权的老板们,才是真正制造行业乱象的黑手,可以他们只会在各种行业论坛上夸夸而谈,甚至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一边骂小鲜肉,一边使用小鲜肉。

小鲜肉没演技,小鲜肉没作品,不出演作品只凭脸蛋和身材也能日进斗金,在一些人看来,小鲜肉成了神一样的存在。但用“存在即合理”的逻辑去解读,会发现小鲜肉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走红的基础,是整个社会把“颜值”当成了通行证,是整个娱乐形态在走向浅薄化。这个趋势的形成,单凭有良心的影视企业是无法扭转局面的,无形而有力的时代之手,才是推动小鲜肉走向赚钱机器的根本力量。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有乱象存在,只不过别的行业与领域,多可以通过律法、行规来进行约束,在管理上容易做到有法必依,但娱乐业本身的特质是活跃、多变、隐性的,常在混乱中才能发现财路,所以从业者中虽不乏智者,但看透不点破,却是这些智者常见的立场与态度。没有真正的领导者出现,行业会一直混乱下去,直到政府部门看不下去插手进行管理,但政府插手是典型的外行管理内行,内行们一样可以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让主管部门晕头转向。

观众是消费者,观众是没法批评的,因为他们是受众。所谓受众,就是制作方、创作者给他们提供什么,受众就要接受什么,不能指望观众来改编一个行业。况且在变形的娱乐观的长期冲刷下,不少观众已经习惯了在垃圾中寻找美味,爱上了这一口。对小鲜肉的无原则追捧,构成了制作公司不愿意放弃小鲜肉的最强大理由。

综上所述,影视行业乱象的形成,更像是一场共谋。只打小鲜肉的脸是不行的,小鲜肉靠脸吃饭,不该总打。该打的是那些不靠脸吃饭的幕后推手们,小鲜肉已经替你们挨了那么多耳光,是时候你们也表一下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