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年轻演员要为表演行业重新赢得尊严

韩浩月

 

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陈道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针对当下影视圈演员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重点陈述了以下几点:演员要输出给社会的东西,要能够温暖人、改变人;演员就该吃苦;演员要敬业,不能太娇气……这些观点又构成了他的发言核心——演员究竟要有着怎样的职业观?

 

陈道明的话,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你了广泛的传播,网民对此议论纷纷,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其实,类似的说法经常出现于媒体上,但陈道明说出来影响更大,这和他的政委委员身份有关,但更和他一贯的言行一致有关。说一套做一套在影视行业已成普遍现象,但能够坚持表里如一的影视从业者,确实不常见了。

 

说到演员的职业观,这已经是一个显得很陌生甚至有点儿尴尬的话题。演员还需要职业观?他们不是凭“颜值”就能通行娱乐圈的吗。演员的职业素养,以及他们对职业尊严的捍卫,在许多人眼里,都变成了落伍、过时的事物。在诸多领域都强调从业者要尊重岗位、尊重行业的时候,演员已经脱离行业的标准与要求很远了。

 

何赛飞拍《孝庄秘史》受伤,打了三针才站起来,休息了三天继续拍;陈宝国拍《神鞭》,眼球里的玻璃花效果,竟然是一枚扣子磨薄了塞进去去的。为了进入角色,陈宝国拍《汉武大帝》,把自己关进屋里一个月琢磨人物性格,再出门后,“汉武大帝”已经“上身”了;李雪健拍戏能吃苦是出了名的,他是圈内“用生命在演戏”的范本;至于陈道明更不用说,据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从不用椅子,坚持从开工到收工一直站着,因为他怕一坐下就会脱离角色,因此得名站神。

 

这几位演员,在不同场合,或重或轻地都对年轻演员的浮躁与不肯吃苦进行过批评。他们有批评的资格,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去他们的前辈们就是这么拍戏的,八九十年代成名的这一批演员,也都是继承了前辈们的谦虚与敬业成长起来的。时代变了,但对于表演的热爱与尊重不能变,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

 

成立于1952年的北京人艺,在排练场里高悬一幅牌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戏比天大”。濮存昕、冯远征、何冰、梁冠华、吴刚等等成名的演员,在外面接戏可以赚不少钱,但在北京人艺需要承担角色任务的时候,都能够做到不计报酬、不问付出。能有这样的行为,除了“戏比天大”已经成为他们的价值观外,还因为他们懂得回报与反哺,他们觉得自己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就有责任和义务以身作则,把行业精神传承夏秋。

 

年轻演员们最大的问题,不是赚天价片酬的问题,如陈道明所言,“不要聚焦这个”,而是这些年轻演员,对表演这个行业失去了尊重,他们的一些行为,比如替身演出、抠像演出、一两个星期完成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等,让表演这个严肃的行为失去了庄重性,让诸多前辈演员用努力为自己所处的这个行业赢来的尊严,遭受到了异样的眼光看待。如果陈道明们再不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影视业就会不断滑向一个不可卒读的低谷,伴随而来的,也将是影视作品质量的进一步劣质化。

 

就眼下的娱乐业大环境看,陈道明的批评与建议,大概是“说了也白说”,并没法起到多大的督促作用。重建整个影视业的新风气,除了前辈演员要更加严以律己、不加入糊弄观众的队伍中外,更需要年轻演员端正自己的职业观,认真审视自己在这个行业里的位置与价值,重新对自己的从业属性进行分析与规划,真正成为一名有素养的演员。

 

陈道明的批评属于行业内的自清,外部舆论环境的批评属于对演员行业提出期许,影视业必须对此有明显响应与改变,不能对业内业外以及观众的期望装聋作哑。

《天才捕手》:天使编辑与魔鬼写手的激情故事

韩浩月


在某段时光中,与心仪的作家碰面,聊一聊文学,酒喝得开心了,关系走得近了,顺便再聊一聊文坛、情感八卦,是不是一件挺有趣的事?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中就曾畅想了一把。


《天才捕手》由英国戏剧界翘楚迈克尔·格兰达吉执导,妮可·基德曼、科林·费尔斯、裘德·洛等出演。影片再现了传奇编辑珀金斯的职业生涯,以及天才作家沃尔夫的写作人生。


迈克尔·格兰达格导演的《天才捕手》也有着这样的情节安排,只不过在《天才捕手》中出现的文学大师,比《午夜巴黎》要少一些,但能够看到托马斯·沃尔夫、菲茨杰拉德、海明威这三位,对于喜欢他们的读者来说,也值得面带微笑去关注。


我个人更期待菲茨杰拉德的戏份,《了不起的盖茨比》《美丽与毁灭》《人间天堂》都曾让我在阅读时能够投入足够的时间,并且愿意沉湎在他营造的颓废文学氛围里。但在《天才捕手》中,菲茨杰拉德的饰演者并没有展现出十足的魅力,他与泽尔达在片里打了个酱油。


毕竟是沃尔夫与他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的故事,裘德·洛的表现才是衡量这部电影是否成功的关键。在片中,沃尔夫是个精力旺盛、热情四溢、略有点神经质的家伙,这样的人天生应该是个作家,因为才华的缘故,他的旁若无人、桀骜不驯,也变得可爱起来。


“天才多少都有点魔鬼的面孔”。沃尔夫在成名之后,有段时间狂傲得不可一世,对给予过他巨大帮助的珀金斯,也有过不屑与背叛。跟沃尔夫不同,珀金斯则敦厚、和善得像位天使。科林·费斯非常棒地诠释了这个角色,乃至于在他表演的时候,时常会让人感觉到珀金斯的背后有洁白的翅膀扇动。


用中国影视剧当下流行的套路来看,沃尔夫与珀金斯无疑是一对“好基友”,他们各自的妻子对待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都抱有强烈的质疑和深深的嫉妒,沃尔夫的妻子甚至还闯到珀金斯的办公室,试图枪杀“情敌”……但格兰达格导演,压根没有渲染“基情”的意图,《天才捕手》的情感内里是正经的、严肃的。


在第一个层面上,珀金斯对沃尔夫的欣赏,是商人式的。如同掘金家发现一个富矿,“一辈子只能得到一次”,这样的机会,珀金斯不会放过,他的专业精神,他对出版的热爱,以及他对公司盈利的追求等等,都不允许他错过沃尔夫,他们的合作,在商业上是天作之合。


在第二个层面上,沃尔夫的超凡个性和精神气质,恰恰弥补了珀金斯所欠缺的一面。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男人,珀金斯喜欢并欣赏沃尔夫身上离经叛道的地方,但作为在家庭生活已经墨守成规的中老年男性,他在行为能力上,已经没法像沃尔夫那样酗酒、泡妞、我行我素,但在内心冲动中,珀金斯仍然渴望拥有沃尔夫那种永远属于小伙子般的叛逆与冲动,在一脚踹碎沃尔夫曾经租住的房屋窗户玻璃时,那是珀金斯与沃尔夫走得最近的一刻。


但归根结底,珀金斯对沃尔夫的喜爱,是父亲对儿子的宽容甚至溺爱,他对沃尔夫的批评,也是一位父亲对儿子式的“恨铁不成钢”。为了让观众明白这一点,导演有点儿刻意地突出了珀金斯有四个女儿、缺少一个儿子的遗憾,并含蓄表达了珀金斯身上的父性。


就是这样,合作上的互相需要,性格上的互补,乃至于人性幽暗深处的契合,使得珀金斯与沃尔夫的组合,成为一个文坛传奇。影片花费了不少的篇幅,来表达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改稿过程。潦草的手书、古老的打字机、红色的删改笔、装帧精致的出版物,把20世纪30年代那种人人热爱文学的浪漫氛围,良好地呈现了出来。影片因此拥有了一股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审美,对应当下写作与阅读均快速数字化的环境,给予了观众一种微妙的观感——它能够激发观众的怀旧情感,并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时代对比的冲动,得到故事之外的某种触动。


如果给影片寻找一个关键词,“激情”毫无疑问可以被视为《天才捕手》的故事内核。沃尔夫、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在故事里都是激情四溢的。沃尔夫的妻子差点儿激情杀人,珀金斯的激情被压抑于心海深处如惊涛拍浪。“激情”不但道出了文学创作的动力来源,也表达出人与人建立连接的情感粘度。写作者观看这部电影,会立刻产生想要伏案奋笔疾书的冲动。而观众在观看这部多少与自己有点儿距离感的故事时,最有可能被激发的是对生活的热情,相对于这个充满压迫感的时代,作为个体的人最应当拥有的一种能力是激越的生活态度,为沉闷的自己打一点儿鸡血。


“我们登上高楼,感受这座城市和生活的所有奇特、荣耀和力量”,享年38岁的沃尔夫在写给珀金斯的最后一封信中如是说。这是沃尔夫对铂金斯表达感恩的语言,也是专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宣言。《天才捕手》因此也像《午夜巴黎》那样有了穿越的属性,它所展示的奇特、荣誉与力量感,也值得每一个观众去捕捉到手,拿来开阔自己的视野与心胸。

温暖的动物电影可以照亮人类阴郁的灵魂

韩浩月


《忠犬八公的故事》这部电影很有名,它在打分网站上拥有9.2的高分,在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电影排名中,位居第13位。其实,霍尔斯道姆最著名的作品,不止《忠犬八公的故事》一部,他曾凭借电影《狗脸的岁月》和《苹果酒屋的法则》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提名。拥有这样的背景,使得他的2017年新作《一条狗的使命》颇为引人关注。


一同看这部电影的朋友,收养了一条一只腿残疾的吉娃娃,她蒙混过关躲过了检票员的眼睛,带那只玲珑的吉娃娃进了影院,整个观影过程中,这只吉娃娃一会儿盯着银幕,一会儿盯着影厅里不断被银幕光芒闪烁着的观众背影。整个观影过程里,愣是一声没吭。这么乖的狗还是第一次见到,让从不愿意养狗的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它。而它的主人看完电影之后,鼻子都哭红了。


爱狗人士看与狗相关的电影,肯定是不客观的,受强烈的感情因素驱使,爱狗人士比一般观众更容易被情绪带动,走进故事里,被一切的细节触动。但即便不爱狗,也很难不被《一条狗的使命》打动,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动物电影,更是讲述变与不变、爱与忠诚、祝福与守候的电影,这些关键词,都是人类普世价值观中最为朴素的组成部分,一条狗在电影故事中,所起到的只是激发作用,它帮助人们麻木的心灵迅速地苏醒,去感受,去感动,然后产生爱的冲动。


《一条狗的使命》使用了重生元素,一条名字叫贝利的狗,在人世间死亡了四次又复活了四次,狗的名字在变,狗的品种也在变,唯一没变的是他那颗忠诚的灵魂。影片最为感动人的一幕发生在结尾时刻,当小主人已成白发苍苍的老人,贝利想方设法让主人意识到了它就是几十年的那个贝利,用理性的思维看,这不真实,但并不影响这种设定的震撼性。人们往往愿意在虚构中,去寻找在现实里得不到的东西,这不叫自我欺骗,而是为每一颗苦难的灵魂寻找避难所。


如果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故事里贝利历经的四个主人,他们的生活境遇都很糟糕,要么摔折脚骨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与女友分手,要么是一个经常失眠的孤独的警察,要么是一个身材肥胖失去生活自信的家庭主妇,还有那个被男朋友逼迫着抛弃贝利的女人……最后的贝利前半生很惨,被拴在院子里数年,但如果它那些同样命运充充满各种悲剧的主人一样,最终都能够迎来救赎的机会。被抛弃的贝利,换另一个视角看,也获得了狗狗最为在意的自由,也正是因为有这自由的存在,它才可以重新撮合第一任主人与他的女友在老年时重温旧梦。


我猜霍尔斯道姆有意地使用了故事的阴郁底色,只有如此才能够充分映衬出一条狗的使命价值,在故事里狗狗扮演的是拯救者的角色,贝利几乎以“一狗之力”,为整个悲剧故事注满了温度。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心灵与眼睛会牢牢地被贝利吸引,没有心思去关注人类角色的命运,但看完影片后静下心来思考,会觉得这部影片有着鲜明的寓言色彩——在人类坠入越来越深、越来越孤独的情感深渊的时候,像一只狗狗那样的单纯、热情、盲目,或才是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对生活与命运的热爱的唯一方式。


拍电影时最难拍的是孩子,比孩子还难拍的是动物,但电影人多年来对动物电影的热爱始终不减,拍摄出了一部又一部好看又感人的作品,如果电影按类型来打分的话,动物电影在整体打分方面,相较于其他类型电影一定会有很高的优势。霍尔斯道姆在《一条狗的使命》中,再次展现了他对动物演员出色的调教功力,四条狗的外形区别很大,但在性格方面却是贯穿始终的,尤其是在对贝利的灵魂塑造上,观众完全意识不到狗狗的外形变化,那是因为大家已经深深被贝利的灵魂所吸引,电影也因此具备了灵性与灵魂。


动物电影会一直拍下去,这类故事无论怎么变化,其实关于动物的定位以及创作者对于动物的表达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最重要地是,电影人如何发现人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并敏感地将之寻找出来,用动物当作一面镜子,来映照人类的不安与恐惧。我们喜欢一部电影,往往不是被片中的故事打动,而是因为电影里的动物,恰好填补了我们内心因为受伤而长久空洞的那一部分。


《刺客信条》:为了自由,适当的暴力是必要的吗

韩浩月


《圣经》里说,亚当夏娃吃了伊甸园里的一枚果子,有了羞耻之心,开始穿上衣服。这个故事,也被认为是人类有了自由思考能力的源头。


在电影《刺客信条》中,有一个叙事核心,就是一枚名字叫“伊甸苹果”的东东,想来这枚苹果,就是亚当夏娃曾偷吃的那种来自天国的苹果了。



《刺客信条》古代部分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中世纪基督教的阴影笼罩整个欧洲,不但教派本身分裂,互相杀戮,并且为了垄断权力,还不断铲除所谓的“异端邪说”。“日心说”的提出者家哥白尼、“地球是圆的”提出者谢阿斯科里、思想家布鲁诺等等,均在这个时期被烧死。当然,《刺客信条》没有提这些,否则就是一部历史传记电影了。


《刺客信条》中的刺客组织并非虚构,据说是波斯一位名为哈桑·萨巴赫的传教士创建,这个组织以暴力著称,专事刺杀持不同意见者,令人闻风丧胆。不过,在电影里由迈克尔·法斯宾得饰演的刺客,倒没传说的那样恐怖,反倒成为被压迫者、反抗者、自由代言者的角色。毕竟,与当时强大的正宗的基督教派相比,刺客组织还是属于小门小派,胳膊扭不过大腿。



出于戏剧冲突的需要,《刺客信条》把圣殿骑士团和刺客组织完全对立了起来。圣殿骑士团想要抢到伊甸苹果,是为了破解苹果所蕴藏的暴力密码,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暴力问题,让所有人都过上逆来顺受、中规中矩、连过性生活都要向教会汇报的日子。这个倾向太明显了,不由观众不站在刺客一方。


电影把自由与暴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会让观众有无所适从的感觉。自由难道是暴力的兄弟或姐妹吗,不通过暴力的手段难道就没有方法获得自由吗。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善良人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回顾世界史,无论是自由建国的美国,还是骨子里充满革命基因的法国,包括咱们的中国,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必然代价,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并承受暴力所带来的痛苦。


暴力不是争取自由的唯一手段,但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流血与牺牲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谈论《刺客信条》娱乐功能之外的思想价值,那么可以说它提出了一个关于诠释自由与暴力之间关系的命题,并且最终自圆其说,给了观众一个想要的答案——为了保持对自由的追求,适当的暴力是必然会存在的。


故事在中世纪与2016年中间来回穿梭,但给人的感觉,它的穿越类型风格并不明显,或是宗教意味以及不断令观众联想到现实问题,淡化了影片的穿越元素,对于现实的关注,会让观众试图从电影里寻找答案。对于不同持有不同信仰的人来说,《刺客信条》在宗教方面的表达,还是能够满足各方需求的,包括不可言说的那一个教派,也能从电影里找到他们的暴力依据。当然,世俗人以及基督教人士,则更能以反暴力的理由找到镇压的借口。


自由是虚幻的吗,自由是空气食物和水之外第四重要的生存条件吗,当人类拥有虚构的物质,会过渡一部分对自由的追求权利,甘心被统治被奴役吗……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刺客信条》可以给暴力辩护,但却不敢反对自由,这是创作者聪明的地方,也是人类早已达成的一种默契。

要教育孩子对抗外界的情感绑架

韩浩月

 

前些天,上海一位13岁的孩,两个月时间花光了父母的25万元积蓄,25万元的去向是直播平台与主播的口袋。当直播平台与主播开心地分钱的时候,每人每月收入不到5000元的父母,包括知道犯错了的孩子,却陷入了痛苦与自责当中。如果这个女孩的父母是亿万富翁,25万元在他们的家庭不算一笔巨款,可能这条新闻不会对读者造成太大的刺痛。

 

会有不少人通过这个事情觉察到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一些网络平台被金钱所控制,一些人利用人性的弱点来绑架用户。在对网络社交与网络道德进行审视的同时,我们必须也要从中发现家长与孩子自身的一些问题。

 

作为父母,经常会对孩子进行社会安全教育,就像大家所熟知的那几条:过马路要注意红绿灯和来往车辆,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物,不要暴露家庭住址等隐私。但在网络安全教育方面,许多家长都不怎么在乎,觉得网络是虚拟,孩子坐在家里玩游戏能出什么大乱子?但随着移动便捷支付的普及,网络安全教育也应纳入学校与家庭的教育视野,让孩子更多地认知网络,对网络上的事物进行理性的判断,对网络消费更要有一颗警惕的心。

 

13岁上海女孩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平时比较听话懂事,而且对孩子的关心也从来都没有忽略,但这样的说法,往往指的都是表面现象,孩子听话懂事,有时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父母忙碌而独自呆着打发时间,父母觉得关心孩子,也通常被限定于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满足孩子的衣食饱暖、零花钱需求、短暂的陪伴……但一般的孩子成长的13岁左右的时候,有了更多的情感认知,他们为了让父母满意,会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慢慢地内心积聚了无可排解的孤独感。

 

如果这位13岁女孩的父母真有反思精神的话,那么应该反思的,不是后悔为什么没有早早地收起手机,也不是后悔为什么没能设置好网络安全支付的关卡,而是要认真地检讨一下,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家庭关爱究竟有没有缺席,孩子的情感在家庭里,有没有纾解的通道。

 

真正的家庭关爱,是用平等的身份去倾听,用真诚的态度去帮助孩子解决问题,与孩子做朋友,及时了解孩子内心的微妙变化,并且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在无形中化解他们成长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青春期问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地去指导孩子,面对纷繁的社会和复杂的网络世界,怎样用正确的办法去处理。

 

根据报道来看,主播与13岁女孩以金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师徒”关系,以及通过直白的言语刺激主动讨要打赏,已经是一种情感绑架。不能说这个女孩在一次次打赏、发红包的过程中,没有产生过担忧与恐惧,但在直播平台以及主播给予她的情感慰藉之下,哪怕她明明知道自己在犯错误,也会无法控制地继续下去。

 

所以,在给孩子以足够的关爱、帮助孩子了解足够多的社会安全与网络安全问题之余,要教会孩子学会拒绝情感绑架,这是一堂更敏感也更复杂的教育课,在成人们那里,如何不被情感绑架所困惑,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何况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孩子,面对情感绑架,他们需要建立完全的情感价值观体系,才能够有一定的能力,来抵挡外界侵袭,用自己的常识判断,作出正确的选择。

 

发生在前几天的这个事件,不是个例,类似的事情媒体有过多次报道。在现实当中,还有无数的孩子,在缺乏家庭关爱之后,把心门对父母关闭,转而对外寻求存在感。这要求父母们从此事件中得到教训,自我审视和反思究竟哪里做的不足,哪里做的不够,并且通过有效的行动,把孩子从家庭出逃的那颗心,再次收回来。

喜剧界的“东北风”还能刮多久?


韩浩月


《乡村爱情9》在某视频网站登上网剧播放排行榜第一名的位置,电影《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公映,再加上春节期间各地卫视春晚小品频现赵本山弟子的面孔,有媒体据此称,中国喜剧舞台上“东北风”依然强劲。但这个判断,只是依据表象作出的,在娱乐圈乃至整个娱乐生态中,一场与东北二人转文化决裂的暗潮已经开始涌动。


《乡村爱情9》在网剧播放排行榜登顶,是因为网剧本身整体质量不高,《乡9》很快就成了瘸子里的将军。此外,《乡9》持续这么多年,已经不再是一部单纯的乡村故事,其中主要角色人物的性格形象,已经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构成符号,与互联网文化的融合,也是它点击率很高的原因。对于《乡9》“自我重复,粗制滥造”的评价,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系列电视剧的影响力的下降。


《破马张飞》是部东北风格鲜明的电影,但在以排片论英雄、以票房定成败的电影业,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至于赵本山弟子仍然活跃在各地卫视春晚小品舞台上,这不过是对于二人转小品的惯性消费习惯使然,在没有新的小品形式与内容冲击的情况下,赵本山弟子仍然会在未来几年内“霸占”语言类节目的舞台,但这阻挡不了“东北风”的势弱,事实上,与“东北风”决裂尺度的大小,决定了一名喜剧演员的路能走多远。


有两个例子。例子之一:演员沈腾是东北人,开心麻花团队最具标志性的艺人,虽然在小品中经常使用东北口音,以及偶尔使用二人转式的桥段,但他以及与“东北风”划开了清晰的界限,甚至会因为开心麻花的演出阵地主要在北京,而会被误认为是北京人。毕业于专业艺术院校,在市场化的戏剧团队里独挑大梁,这是沈腾得以在“东北风”之外树立另外一个鲜明创作风格的原因,沈腾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没有赵本山“罩着”,喜剧照样可以走出一条宽阔的新路。在《欢乐喜剧人》舞台上,赵本山弟子比赛到最后内容彻底走向空洞与苍白化之后,沈腾团队仍能凭借作品深度胜出,表明缺乏创作支撑的东北风,禁不起更长时间的考验。


例子之二:赵本山弟子大鹏,通过拍摄《煎饼侠》成为炙手可热的电影导演与演员。大鹏擅长使用东北文化底蕴,也懂得如何撬动二人转演艺资源,但在本质上,大鹏的成功取决于他对互联网文化的深刻理解,而非对赵本山娱乐精神以及东北风的继承与发扬。拍摄系列网剧,积累娱乐圈内资源,依据网民娱乐口味,才是大鹏的成功之道。如果大鹏像赵本山其他弟子那样,依赖于师父的托举,那么他只能是一位让人感觉面熟的演员,而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有生命力的创作者。


东北人乐观的心态,热情洋溢的生活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娱乐东北风,的确催生了许多优秀的演员与作品。但东北二人转文化在盛名之后,面临着后劲不足、内容缺乏创新的窘境。以小沈阳《不差钱》登陆央视春晚为标志,二人转文化到达一个顶峰,之后迅速走下坡路。而赵本山数年缺席央视春晚,也加快了二人转文化陨落的速度。在北京,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出已经失去了往日热闹。在其他城市的刘老根大舞台,也因为内容乏味,歌舞内容比例超过小品比例而经常被观众抱怨。


曾经对中国人语言体系带来强烈冲击的,除了以王朔为代表的京味文化,就是赵本山小品为代表的二人转文化了。在王朔的时代,以《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冯小刚贺岁电影为载体,京味文化把“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看上去很美”、“无知者无畏”等流行语推向大众话语领域。在京味语言席卷全国的时候,赵本山以及二人转文化还停留在东北,苦苦为走出来寻找突围之路。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公众开始对通俗的文化娱乐有更多需求,更多人开始喜欢东北文化中那种粗糙感。于是赵本山成为中国那个时代反精英文化的一个代表,可谓生逢其时。借助春晚小品,赵本山取代王朔,成为年度流行语的最大制造者,比如“你太有才了”、“不差钱”、“前天的菠菜”、“你可长点心吧”、“公鸡中的战斗鸡”等等,迅速渗透到公众生活中去,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


在二人转文化最流行的这些年,京味文化受到很大冲击,王朔基本处在隐居状态,冯小刚贺岁电影已经退出贺岁档的竞争。而在二人转文化开始出现凋零状态的时候,取而代之是互联网语态的繁荣,网络流行语的制造速度与传播幅度,已经远远超过王朔语录与赵本山的春晚流行语,“小目标”,“厉害了Word哥”,“洪荒之力”,“一言不合就”,“你咋不上天呢”等网络语言层出不穷,网民热衷于生产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话语,已经对名人明星没那么感兴趣,二人转文化除了败于自身的局限之外,就是败于更加活跃的互联网文化了。


互联网文化有着永不停歇的创造力,而且有着丰沛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使得公众已经无需再借助春晚流行语、借助二人转文化或者其他地域文化来集合声音、表达观点。在互联网时代,不止是二人转文化,其他的地域文化也都面临着被覆盖的风险。因此,敏感的艺人已经意识到仅仅依托于某种地域文化所带来的风险,全面拥抱互联网文化,并在最新的文化土壤上进行创作,才能保证自己站在娱乐潮头。


最终,我们可以改用京味文化中的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形容东北二人转的陨落,“赵本山成为过去时了,我很怀念他”。

最让读书人有安全感的是书房

韩浩月


当一个人把自己关进书房的时候,他的潜台词一定是这样的:不要打搅我,让我享受一段安静的时光,进书房的时候一定要敲门,这个世界那么大,就剩下一间小小书房可以容纳这颗不安定的心了……


我在很晚的时候才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从前那时候,都是一张简单的书桌摆在卧室里或者阳台上,写东西的时候,要先自我闭关半小时,把外界的声音全部屏蔽掉之后,才能进入情境。


记得有朋友过来做客,看到我阳台上杂乱无章的写作环境,感概道,“真想不到你那十多本书是在这儿写出来的”,我把这句话当成一种表扬了。一个写作者,没有书房,就如同一名战士缺乏战车与盔甲。当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他们早期的文学创作,连一个宽绰一点的阳台也没有,甚至是趴在土炕上完成的。


贾平凹在他的散文里写到过有两怕,一是怕有人敲门,二是怕有人进他的书房,因为陌生来者进家或者进了书房之后,总是忍不住眼光四处溜达,想要卷起一本书或者一幅字画,就算不打算带走东西,一拨拨地进来漫无边际的闲扯,也会让贾平凹感到郁闷、憋气、愤怒……作家写作,最需要两种感觉,一种是安静,一种是安全感,书房恰好能提供这两者。


在没有书房的时候,最能让写作者觉得安静和有安全感的,恐怕是呆在洗手间里了。关上门,打开抽风机,或者拉上浴帘,整个世界就被关在了门外,这个时候读上十来分钟的书,或者发上十来分钟的呆,没有管你,没人甘心你读什么、想什么,就算你啸叫几声,别人也不大听得见,对整个人来说,这是极好的放松。


记得我在准备自己的书房的时候,就出于实际的需求与综合的考虑,订制了隔音效果非常棒的门,购买了心仪的书架,摆上了觉得值得一翻再翻的好书,书架前面,放了一张柔软舒适的小沙发,电脑前坐累了,躺小沙发上翻翻书、哪怕浏览一会手机,都觉得心情无比愉悦。书房给人带来的享受太超值了。


在家里,当我把自己关进书房的时候,就等于发出了一个信号,“我在工作,请勿打扰”。但刚离开幼儿园的女儿,是对此信号不管不顾的,她时常冲进门来,要么让我欣赏一幅她刚完成的话,要么送来某种她觉得美味的零食。如果不是因为写作而焦虑的话,我会把她抱坐膝头,让她看着我打字。——让一个人可以如此随便地出入你的书房,这是一种至高待遇。


英国哲学家亚当-菲利普斯有一段关于书房的文字,特别值得分享,“坐在这个书桌前唯一会做的事情也就是下笔写作。当停笔时,抬头看看前方,什么也不想,忘记当下,思绪分散,无边无际地飘向远处。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在任何地方,任意房间落笔写字,而事实上,我却只有在这个房间里,才能真正写出点东西来。”


我觉得这是一种奢侈。受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特征影响,我时常要在不同的场合写作稿件,比如电影院旁的咖啡馆,比如公交车上,比如旅行途中,时间久了,也习惯于用一台智能手机来完成信息搜集、稿件撰写与发送的任务。但还是觉得,真正的写作应该发生在书房里,只有在书房里,才会感到有无数大师相伴,有种无形但却有力的精神暗示,来激发一位写作者在自己的水平之内,尽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去年开始,有了大段的时间在书房,奔波了一二十年,书房终于成为我白天呆的最多的地方。可以这么说,我在书房的时候,就是最平静、快乐的时候,愿你也有更多的时间,呆在自己的书房里。

杜绝抄袭,是网文界和影视界都要重视的事情

韩浩月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因为其原著的抄袭争论,时常引起业界关注。这不是个例,前不久,热播剧《锦绣未央》原著小说被指控抄袭别人作品竟然多达219部,也令版权人士和业界咋舌。每逢根据网文改编的剧播出,“抄袭论”似乎成了标配,抄袭论暴露了网文生产的最大弊病。


之所以在网文后面缀以“生产”二字,这是基于对网络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作出的。有的网络文学作者,每天码字万余甚至更多,每部作品动辄上百万字几百万字,这已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本质,使得网文更为接近于满足读者阅读快感的流水线产物。有著名的网文作者在接受采访时,并不排斥网文的“快消品”特征,而且这些作者凭借网文生产成为千万富翁的案例,更是无形中鼓励了更多网文作者,加入到了网文流水线生产的队伍中。


为了赶进度,网文作者要付出超过传统作家数倍的时间与精力,但一旦作者的时间与精力无法满足更新需求时,抄袭就成了捷径。之所以网文抄袭现象普遍但被追责者甚少,是因为网文生产本身就是一片汪洋大海,被发现难,取证难,打官司难,“连环抄袭”的现象,更使得原生创意迷失在证据链当中。再者,网文往往题材撞车、情节雷同,许多知名网文大同小异,使得不少作者拥有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心态,在抄袭时心安理得,被揭穿抄袭后,也会用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


没有影视行业对网文的开发与挖掘,网络文学没法拥有今天的辉煌。但很大程度上,影视业对网文行当里的粗制滥造的纵容,加剧了网文抄袭的恶劣程度。在IP饥渴症的驱使下,各大影视公司要么对IP快速开发变现,要么对IP高价囤积,造成了网文IP的抢手局面,使得一些自身带有诸多“原罪”的IP,也成了抢手货。


作为网文生产链条的最后成果,影视作品在收割IP红利的时候,是完全趋利避害的。整个影视行业,缺乏对IP的整体评估经验,人气与点击率,成为影视企业考虑是否购买版权的唯一衡量标准,至于网文是否牵扯抄袭,影视企业一般都睁只眼闭只眼,反正抄袭原罪都是被归于原著作者身上,抄袭争论还会给影视剧带来额外的话题关注,竟然能帮助作品扩大影响力、提高收视率。缺乏事先的版权审核以及事后的侵权追责,才是网文抄袭恶习难除的根本原因。


无论网文生产也好,还是影视开发也好,整个链条的唯一目的指向就是利益。为了利益,写作者和改编者都忽略了身为一名创作者的义务与责任。从网文界跨越到影视界,诸多的参与者都忽略了作品原创元素的重要性,只有原创精神,以及对原创作品真正的尊重,才是驱动网文与影视这两个领域健康发展的根本力量,而现在的状况看上去,更像是网文界与影视界,在联手自毁长城。


杜绝抄袭争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不是网文作者群体能够觉醒,自觉杜绝山寨与复制,而是动用利益手段,逼迫网文作者自觉与抄袭进行切割。具体的做法是,影视企业在决定购买IP时,要花费一点时间去考量作品的原创价值,是否存在抄袭可能,在与网文作者签约时,要在合同条款中规定,如果发现抄袭行为,则要有对应的惩罚措施。用这种倒逼的做法,或会促进网文行业在源头上就拒绝抄袭。从长远看,这对网文界和影视界都是有益的事情。

《爱乐之城》:时间不是通往好电影的唯一途径

韩浩月


一部影片受尽大奖青睐令人羡慕,不过作为中国观众又会徒添一些惊异——《爱乐之城》竟然是花了40天时间拍出来的。以往国产片在宣传时,常用“X年磨一剑”、“剧本改了几十上百稿”这样的说法,结果出来之后质量却总是不尽如人意。《爱乐之城》的获奖呈现了电影的另外一种特征:好电影固然和时间、精力、金钱投入有关,但更多时候是与才华、尽职、合作有关。


丰富的类型,多元的题材,让电影的魅力永存。同样,制造好电影的过程与多样化方式,更为电影披上了一层神秘外衣。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往好电影的秘密路径,每位创作者都走得不一样。《少年时代》从一个男孩的6岁拍到18岁,历时12年,成为当年最具好评的电影佳作之一;诺兰代表作《记忆碎片》拍摄时间虽然只有25天,但至今仍频繁被影迷提起。


创作一部作品的时间可以不长,对于一部优秀作品而言,最珍贵的不是时间与金钱投入,而是创作者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具有高度概括力与总结能力的才华等等,观众所分享到的,也绝不仅仅是一部打发时间的娱乐产品,更是可以与之进行心灵交流的精神产品。我们的国产片之所以佳作稀少,恰恰是因为业界缺乏这种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不能单看它的拍摄时间长短。去年的话题电影《驴得水》拍摄时间为4个月,速度算是挺快的了,但这部电影计划拍摄之前,已经在剧场上演了100多场,拍摄前又集中排练了数月,这才有了它的好口碑。当诸多的影视从业者迷恋于IP快速变现、扎堆自我山寨、容忍替身泛滥、视抠像演出为正常的时候,拍不出好作品的原因已经昭然若揭——没有对艺术的真挚热爱,没有投入所有心血的决心与毅力,是永远没法拍出被观众长久记住的作品的。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好莱坞完备的工业生产流程,为佳作的诞生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爱乐之城》导演达米恩·查泽雷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正是因为他可以集结影片生产各个环节的专业人士,才能够使得他的故事能够更为精准地体现于银幕之上。


在好莱坞工业链当中,剧本沉淀与积累,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一部剧本被压在箱底多年是常见的事,只有等待合适的时机,好剧本才能迎来开拍日。达米恩·查泽雷的《爆裂鼓手》,最初也是剧本写完之后,四处找不到买家,只得自己先行拍摄短片,赢得了制片厂的信任之后,才有了拍摄长片的机会,对于剧本的淘汰与洗练程度之苛刻,由此可见一斑。


好莱坞电影生产的前制阶段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深知,不做好准备,是没法拍出好电影的。和中国经常由导演写剧本、拉投资、管前管后不同,好莱坞经常是制片人主导前制工作完成,才去筛选聘请合适的导演。


按此逻辑,好莱坞电影在拍摄与后期进程中,也无不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由于前期已经对电影成品做了详尽的规划,所以,只有后续工作中参与的人员,能够基本发挥平稳,都不会导致影片跑偏,我们常感叹好莱坞工业水准高,正是因为此。


《爱乐之城》的低成本和高质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范例,当然,我们的电影业界完全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因为一场已经燃烧了几年的烧钱闹剧,至今还没看到熄灭的迹象。

别让国际文学奖贬值为“泡菜坛子”

韩浩月


近日,一则“中国作家刘震云获摩洛哥荣誉碑表彰最受欢迎作家”的消息在网上广为流传,有媒体称这是刘震云继2016年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之后,获得的又一个阿拉伯世界重要的国家级奖项。对此,“颁奖者”摩洛哥文化部图书管理司司长哈桑·沃扎尼辟谣,“摩洛哥文化部没有设立过这个奖项”。(2月15日《北京青年报》)


所获得的奖项是子虚乌有的,获奖图片是阴差阳错的,获奖新闻的来源是莫名所以的,“颁奖词”和“答谢词”都是编的……但恰恰是这样一条假新闻,在网上四处传播。至于这样的假新闻有什么害处,还真没办法具体统计出来,但所暴露出来的某种心理,却是清晰可见的,对国际文学奖项的盲目崇拜,又有了抬头的趋势。


曾几何时,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甚至中国人的一个心结,每逢颁奖季,总会有嘈杂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一心结在莫言获奖之后得到很大程度地平息,诺奖热度在中国有所降温,诺奖崇拜现象也有所淡化。


但随着这两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许多人敏感地意识到了,国际文学奖项在鼓励本质之外,还有着不小的市场促销作用,有的作家在获得某国际文学奖之后,得到了舆论超乎寻常的追捧,作品愈加畅销,在用于市场宣传时,“首度”、“破天荒”之类的形容比比皆是。要承认,有些作家获奖名副其实,而有些作家所获的奖项,则带有暧昧色彩,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元素在。之所以人们一边怀疑一边祝贺,且并不打算深究、搞清楚真相,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眼下太渴望得到外界认同,所以,一个奖项拿来,含金量的多与少,甚至是真是假都不那么重要了。


刘震云获得一个“假奖”的假新闻之所以传播得那么广,是因为刘震云有扎实的作品,有得奖的实力,读者看到这样的新闻,会本能地选择相信和扩散——这正中了造假者的套。我们希望中国作家获奖,盼望看到更多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但却不需要用一个不存在的文学奖项,来为脸上涂金。这样的假新闻,若只是个例还好,如果接二连三地出现,那么很快国际文学奖也会贬值成为“泡菜坛子”。


据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介绍,中国文学正加快走出国门,过去的五年中,共组织137个出访团,推动678位作家走到世界上,大概每年有一百部中国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被翻译出去。这是一个成绩,这个成绩是建立在作家创作活跃、作品输出渠道逐渐畅通基础上的。国际文学奖所能起到的作用,只能是辅助的,想要中国当代文学更广泛地进入世界读者的视线范围内,最根本的,还是要依赖作品的质量。有了能够影响世界的文学作品,国际文学奖项自然就会随之而至。个别人也就不用这么着急地编造假新闻来满足公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