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一名70后的饥饿记忆

路遥是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中文作家,他写过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也有一部被改编成电影后轰动全国的《人生》,但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他的中篇作品《在困难的日子里》,这可能是因为我和书中主人公的命运多少有点相似。

《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主人公名字叫马建强,在1961年那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困难时期,他从乡下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考进了县城的高中。这对父老乡亲来说是件轰动的事,但因为没钱没粮,马建强险些没能如愿进入学校。

父亲托人捎话,告诉马建强他再也无法给他送来一粒粮食了。于是,马建强被推到了绝境,从此之后他只能依靠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了,城郊的那片田野成了他的“天堂”。人在饥饿的时候会被本能驱使,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路遥刻画了一个疯狂地在田野里觅食的人物形象,“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通通往肚子里吞咽……”

《在困难的日子里》发表于1980年,我是在十多年之后才读到这篇小说的,也是因为这篇小说,喜欢上了路遥的其他作品,并把路遥当作我人生的精神导师之一。记得在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泪流满面,因为分明在马建强身上,读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发生过一件大事:我的父亲去世了,因为疾病和饥饿。小时候,奶奶无数次讲到家里挨饿时的情形,讲到村外的槐树皮都被剥来吃了,具体的吃法是把槐树皮用石磨磨碎成粉,掺进一点儿少得可怜的玉米面或高粱面,蒸成好不容易才能捏成一个团团形状的窝头,就着白水吞下去。

我父亲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饿得没有办法,就带着弟弟们去田野里偷吃的。青青的豌豆还没成熟,就被父亲偷着吃了,只能在地里吃,不能带回家,因为豌豆由生产队的人看着,被抓住了会挨一顿打,父亲和他的弟弟们,常吃得一嘴青色的豌豆汁。

父亲去世那年是1980年,那时候已经不用吃树皮、槐花和未成熟的豌豆了,但地里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家里第一次烙小麦煎饼的时候,奶奶在灶前泣不成声,因为她想到了我父亲,在我们全家终于等到可以吃到小麦煎饼的时候,他却去世了。后来我和奶奶聊天,她总少不了要说一句,“可怜我的大儿子,临死前都没吃到小麦煎饼。”

 

1984年,我和马建强一样,从农村考到了乡里的中学。之后不久,我们举家从偏远的乡村迁往县城,因为我暂时不能转学去县城,只能一个人被留下求学。同时被留下的,是一大包煎饼和一小袋大约只有三四公斤重的小麦。

对于刚进入高中的马建强,路遥这样写道,“尽管目前社会普遍处于困难时期,但贫富的差别在我和这些人之间仍然是太悬殊了。他们有国库粮保证每天都有粮食供应,父母亲的工资也足以使他们穿戴得体体面面,叫人看起来像个高中生的样子。而我呢,饥肠辘辘不说,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服,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花子!”

这多符合我当时的情境。因为没钱,我没法去学校食堂打饭,即使那份饭菜加在一起可能也不过一两毛钱。在别的同学相约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我只能一个人溜回宿舍,打开那包煎饼,抽出一张来掰碎,放进茶水缸子里,再去用免费的开水泡开,一点点吃掉。因为不确定家人什么时候能来给我送吃的,我规划了吃掉这包煎饼的时间,也就是说,我起码要保证,在一个月内,每天能吃到一块煎饼,这样才有安全感。直到有人来给我送吃的,或者把我接走。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包煎饼渐渐发霉了,但用开水烫烫,还是勉强可以下咽的。只是食量不够,在课堂上经常会感到饥肠辘辘。那时候好饿啊,但我没有马建强那么强的觅食本能,愚笨的脑袋,怎么也没想到可以去田野里找一点吃食,只是被动地一天天缩小食量。

可能是青少年时期比较懵懂的缘故,我没体会到马建强在他所处环境里的绝望,只是有些孤僻,不爱和人相处,不爱运动,喜欢遐想,在思绪的漫游中觉得时间有时很快,有时又很慢……等我爷爷来学校接我的时候,煎饼已经全部吃光了,只剩下那袋没舍得吃的小麦,本来打算用它在最艰难的时刻去换取一些饼或馒头回来的,现在用不着了。爷爷后来和我聊天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你那时候可怜得就剩下一小袋麦子了……”

 

到了县城后,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境遇并不比在农村好多少。爷爷在街头摆了个摊子卖白开水,用这个连小生意都算不上的收入养活全家。在县城中学,家境好的学生更多了,那时候似乎没人再挨饿,起码孩子们是饿不着了,但我还是觉得饿。家里从来都没有“早餐”这个说法,每天起床后无论寒冬还是酷暑,都是饿着肚子去上学,到了课间操的时间,已经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路遥用这样的句子来形容,“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地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托扶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课间,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我不敢站起来,只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不让尊贵的它在这个世界面前耷拉下来,身上可怜的其他部位都在怎样拼命挣扎着来支撑啊!”

《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个无论形象还是性格都很美好的女同学—吴亚玲。吴亚玲是马建强困难日子里的一道光,她为马建强做了一份饺子,还把自己父母支走了,想要马建强吃一顿饱饭。为了这顿饭,吴亚玲可是煞费苦心,但马建强已经敏感到一定程度了,连听到“吃饭”这两个字,都觉得是别人对他的怜悯。委屈的吴亚玲泪珠挂在了脸上,而马建强的身体也在“剧烈地哆嗦着”,“止不住的热泪在脸颊上籁籁地淌下来了……”

由此可见,饥饿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它让自卑的人更自卑,让敏感的人更敏感,它让人与人之间丧失了本真的联系,让美好的情感竟然变成了耻辱。在马建强所处在时代,饥饿是悬挂在人们头顶的乌云,走到哪儿抬头都能看到它,即便你不抬头看它,它也会通过胃部的痉挛来提醒你。在饥饿面前,尊严有时候会凸显它强烈的模样,有时候又脆弱到不堪一击。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班级里兴起一股风气,偷女同学带的盒饭吃。那是不愿意中午回家吃的女同学们带的午餐,这些午餐,往往在上课间操前后,就被饥饿的男同学们偷吃掉了。开始的时候,有女同学向班主任告状,后来发现没用,就纷纷多带一点,有喜欢的男生,还会专门送到他面前,看着他吃完。

我参加过偷吃盒饭的行动,被女同学抓到过,也被班主任训斥过。不知不觉间,也有两位女同学注意到了我,她们开始给我带吃的,不仅是盒饭里的米饭和炒菜,有时还有一些辣炒的肉块和时令水果,冬天的时候,还有香喷喷的烤地瓜。我看到过网上有人问,在路遥的小说里,吴亚玲是喜欢或爱马建强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里面有喜欢和爱的成分,但更多不是异性之间的,而是人性美好的一面在闪光。在困难的日子里,如果连这些美好的人性也消失了,那才叫难上加难,没法活了。


我一直把那两位女同学当作姐姐式的人物,她们也把我当作弟弟,听我讲我以前的故事,会哭,会流泪。毕业之后,我们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她们告诉我她们的境遇,喜怒哀乐,我告诉她们我喜欢文学,在学习写作。后来联系慢慢地中断了。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她们的样子,但不会忘了她们在我饥饿的岁月里提供的食物,也让我对女性独有的情感抱有倾慕之心。

 

断断续续的,后来还有过一些挨饿的经历,不过都已经是片段式的了。记得有一次坐长途公交车去另外一个县城,坐上车后心慌慌的,才想起来上车前没有吃东西,胃空荡荡的。没法下车去买什么食物,只好在口袋里摸索,竟然摸出了几十颗瓜子。把那些瓜子一颗颗小心地剥开,再小心地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咽下,真觉得这瓜子是天下最好吃的食物。饥饿真是一种深刻的记忆,以后纵然品尝过诸多美食,也一直忘不了那几十颗瓜子的味道。

 

在以后的时光里,我再未读过路遥那篇《在困难的日子里》,因为不用读,文字中那些刻骨铭心的描写,已经深深印在心里,哪怕具体的章节和词句都忘记了,但故事里那个倔强少年的形象,却一直以飘摇的方式存在着。他那被冷风吹起的破旧衣裳,他奔跑在田野里,为一颗被人们遗留在地里的土豆而欣喜若狂的样子,面对喜欢的女生时的那种自惭形秽……都让我感同身受。也许,从读完这篇故事开始,我的骨子里就有了饥饿情结,对描写饥饿的文字特别感兴趣。后来才知道,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都有深刻的饥饿情结,因为他们都曾经历过比我所经历的要困苦无数倍的饥饿岁月。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有记者问他是什么促使他走上了文学道路,他的答案是“饥饿”。和《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一样,莫言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过树皮、草根。同样是在1961年,村里的学校拉来了一车煤块,莫言从煤车上抢了一块,咯吱咯吱地啃了起来。后来回忆,莫言觉得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好极了”。可以说,是饥饿“喂养”出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写饥饿,天津作家杨显惠有一本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品《夹边沟记事》,这本书里写到一种叫“粉汤”的食物,别看这个名字看上去挺洋气,事实上却是用黄茅草籽煮出来的,只是看上去像淀粉熬的汤而已。杨显惠在书中写道,“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将它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树枝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

如果说这样的描写还不够惊心动魄的话,那么书中记录的一则故事足以让人惊呆:一名“劳改犯”把刚吃到胃里的食物呕吐了出来,还没来得及被消化的食物颗粒,马上被别的“劳改犯”抢了去,为什么要抢去?因为这些呕吐物放在水里清洗一下,还可以重新做成饭吃下啊。我不是太过感性的人,但看到这样的情节,也难免落泪。

2014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作家阎连科,在他的领奖词中,一开始就讲述了他的饥饿记忆,他说:“那时候,我只有几岁,随着母亲去寨墙下面倒垃圾,母亲拉着我的手,指着寨墙上呈瓣状的观音土和散粒状的黄土说:‘孩子,你要记住,这种观音土和榆树皮,在人饥饿煎熬到快要死的时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种黄土和别的树皮,人一吃就会更快地死掉。’”

 

这些,仅仅是我能想到的作家们描写的饥饿体验,民间还有无数人,在脑海里存放着他们的饥饿记忆,那是我们民族的一段苦难史,是万万不可忘却的。忘掉饥饿,就是忘掉我们曾走过的艰辛日子,就不会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国每年浪费粮食800万吨,够两亿人吃一年》,还有高档酒楼中,满桌的山珍海味还剩下大半就被整桌地倒掉,我就忍不住心痛。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食物浪费状况如此严重,和我们曾经的饥饿记忆有关,因为被饿怕了,所以宁愿吃不了,也要点满一桌子饭菜,宁可被倒掉,也不愿意在请客时面对菜肴被吃光的尴尬。这是对饥饿记忆的一种报复,而这种报复又是那么的没有必要。面对物质过剩,我们更应该正视过去的饥饿,走出饥饿的阴影,用正常的心态去对待食物,进一步来说,用从容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在给年轻的孩子推荐读物时,我会特别推荐这本《在困难的日子里》,孩子们嘻嘻哈哈,要去读漫画、玩游戏,薄薄的一本书放在那里,也许一页都没打开过。他们没有挨过饿,他们中的多数,都是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端着饭碗满屋子追着喂食的一代。因此,他们并不知道食物最香的原因,不是出自多好的厨子之手,不是多么优良的食材,而是—只有在饥饿时,你才会觉得,食物会让人感恩,也会让人流泪,更会让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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