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曾经是屠夫,也曾经是诗人

我一直希望成为那辆三轮车的驾驭者,虽然那辆车已经很破,发动机抖得厉害,并且经常打不着火。可是我还是想。

六叔开着那辆车,很神气的样子。穿过县城大街的时候,他把油门踩得很大,以至于刹车时不得不站起来,猛地踏下去,然后听见刺耳的刹车声,轮胎与柏油路面摩擦的焦糊味也迅速地弥漫开来。

有一天晚上我把它偷了出来。一个人推到巷子外的马路上,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它打着火。我拎着摇把研究了大约10分钟,很快找到了窍门。

晃着我的膀子,三轮车喷出了黑烟,我把自己想象成浪漫主义时代的骑士。上车、踩刹、挂挡、加油、松离合……三轮车闷闷地窜了出去。

车子在拼命地晃,所以我也得拼命用尽双臂的力量来把握它,虎口生痛。兴奋和激动掩盖了忐忑和害怕,我的三轮车在天刚黑下来的县城里跑了三圈,最后安然无恙地返回家。

会开车,就等于成了男人。

现在应该来说说我和六叔的生意。我们每天开着三轮并非是去兜风,而是为了全家的口粮去奔波。

后来看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有一句台词我看一次乐一次。周星驰叼着烟卷,提着一把猪肉刀,痞气十足也帅气十足地说:“我是一杀猪的。”

你猜对了,我和六叔做的生意就是这个。所以在那个时候每当有不认识的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时候,我会倒退一步,用脚后跟着地,然后斜起眼睛酷酷地告诉他:“我是一杀猪的。”潜台词是:“千万别惹我啊。”

我六叔是个有点莫名其妙的人,我爱看六叔那莫名其妙的样子。忘了说了,那年我17岁,我六叔21岁。

那时候,天不亮就要起床的。我一直认为,没有什么比在睡得正香的时候被逼迫着起床再痛苦的事了。所以现在我很爱睡懒觉。

夏天还好一点,三两下就可以将衣服穿上。冬天……不说了。男子汉大丈夫冬天岂能怕穿衣?何况六叔已经在门外摇响了破三轮,如同吹响了上战场的号角,想躲是不可能的了。

寒风凛冽,世界一片寂静,我们的三轮车在黎明前的夜色掩护下,驶出县城的柏油路,驶向两旁站满大杨树的村庄。

车熄火的时候,天刚好亮了。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六叔怎么会把火候掌握得这么好。后来六叔悄悄告诉我,如果来得早了,喂猪的还未起床;来得晚了,喂猪的早就把猪喂得肚满肠肥了,难道你愿意花大价钱买那一大堆猪大便?

换到现在我肯定会对我的六叔说我对他的景仰之心如……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他说的那句话。而是他把那些人统一称为喂猪的,让我觉得比较有创意。请注意,是喂猪的。

干一行讲一行,看来六叔的眼里只有猪。

我很佩服六叔对猪的研究,他甚至只看一眼,就能知道这头猪几斤几两,能出多少净肉,能有多少盈利。我就不行。

要让我看出来一头猪有多重,非得看得我眼晕不可,然后估出来的重量不差一百也得差八十。

不过我也并非无特殊才能,否则怎能在这个特殊的行当里混饭吃?至今我想那个村子里的人还应该对当时我的英雄行为记忆犹新。

因为我抓住了一头猪。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晨,我和六叔到一个村子例行抓猪。一番考察之后看中了村西一户人家的大猪。是的,很少见的大猪,而且比较矫健,因为保养得好(吃吃睡睡),养尊处优(脾气比较暴躁),三捉两捉猪先生发了火,来了个躲在墙角说不出来就不出来,打死也不出来。

最后我们的绝招使出来了,也就是传说中的绳套法。据六叔说,这个办法一般非遇到顽固分子不用的,因为很容易让大猪当场窒息死亡,猪肉味道就不那么鲜美了。

六叔爬上了墙头,张着接好的绳套蹑手蹑脚一步步逼上前去。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多么的错误:大猪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六叔一个跟头摔下墙来。

于是,大猪在小院里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疯狂地跑啊跑。估计一生的路全让它跑光了。

还好,六叔没有摔着,但他的暴脾气却被点燃了。我深深地替那头猪惋惜,因为它的不合作,六叔的飞刀砍在了它的屁屁上。

猪长啸了一声。搞什么搞?猪也会长啸,那要马做什么。但的确是啊,猪长啸了一声,因为它发疯了。

它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外冲来。或许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折腾,它终于明白外面的世界也许是安全的。看得出来,它并不在乎我的存在。

藐视我的存在就等于不尊重我的实力。

我站在门口,脸色发白。如果我知道自己还有时间躲开的话,我一定会躲的,但我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

弯腰,抄手,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动作。大猪在空中转体90度,很响亮地摔在了地面上,这时它已经彻底丧失了挣扎的勇气。我也就自然而然做了一回不值得一提的英雄。

我拍拍手,喊:“来人呐!把这厮个俺绑了!”

大家都笑了,刚才紧张的空气一片轻松。几个帮忙的小伙子七手八脚把猪扔进了三轮车。

记忆里值得自豪的事情只有这一件,所以叙述得比较轻松。但是接下来讲述的,就不是那么轻松了。

接下来就是我琐碎的生活。

一般把一大车挤得“哼哼唧唧”的猪猡拉回家,差不多就是下午了。实在不愿意与这帮不讲卫生的家伙为伍,所以回家的路上,我只好爬到用钢筋焊成的车棚上。六叔开得慢的时候,我会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检阅似的凝视前方的道路。

我从未想过我的未来。

把猪赶进圈,我可以有三到四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会洗一个澡,然后到街上去,经过巷口的时候,会买上一包两元钱的“哈德门”香烟。

我现在不抽烟,但不证明我没抽过烟。现在看着办公室那些半大小子们抽烟时幼稚的样子,就忍不住想笑,抽烟哪是你们那样抽的,到口里就吐了出来,轻描淡写。

真正的抽烟应该是这样:深吸一口,用舌头压进口腔,然后让烟雾吞进肺里,透过某种渠道然后从鼻孔里再出来……当然这个过程应该做得很帅,不然会被街上的“妞”笑话。

那时候“美女”这个词不像现在这么烂大街。女孩儿也没现在这么张扬,逮谁说爱谁。她们都很漂亮,一种我现在无法再用词汇描写的漂亮,而且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出街,展示一下她们的小碎花棉袄或者短的不算很过分的裙子,让像我等之类的半大小子免费观赏。

我就常常盘腿坐在街边的红白两色护栏上,低着头,抽着廉价的香烟,头发很长,这样刚好可以垂下来,自我感觉良好。被一个女孩儿盯了一眼,心里便直高兴。

也朝人家弹过烟头吹过口哨什么的,不过可能怎么看也不像痞子,动作也不算大胆,顶多被骂句“小坏蛋”了事,有时甚至还能得到含情脉脉的一笑。

说真的,我很想追一个做我的女朋友,但是那时我真的很自卑。

“你一杀猪的,追女朋友?老老实实地做你杀猪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去吧你。”我经常这样嘲笑自己。

就像我嘲笑自己写诗一样。对了,你没有看错,我写诗。

我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杀猪的,但杀猪的也有写诗的权利。

“你一杀猪的,还写诗?老老实实烧你的杀猪锅去吧你。”

所以有一天,我把写了几年的诗全扔进杀猪锅底下烧了。

如果那头猪在天有灵,或许会觉得自己死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诗人手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天黑进家门之前先把烟头掐了,因为我知道一场杀戮运动即将开始,我将穿上皮靴,扮演杀手的角色。

不对,我不是杀手,我顶多算是帮凶。真正的杀手是六叔,我从来都不愿意把雪白的刀子插进猪的喉咙。

可以说,没有一头猪是死在我手上的。但这并不表明死去的猪们并不恨我,因为我做的主要工作比杀他们还残忍,套用一个文学家经常挂在嘴上的名词——解构。

我做的就是解构的活儿。简单地说,就是把杀死的猪进行分割,瘦的放一起,肥的放一起,骨头放一起。

现在到超市去买肉,我只需扫描一眼,就能立马判断出我将要购买的猪肉出自猪的哪个部位。因此有的人对我崇拜不已。

那就是当时练下的基本功。

这样的工作通常要进行一夜。冷冰冰的天气,亮晃晃的刀,刺骨的寒风……有时候很羡慕那头躺在热水锅里的裸体猪,临死还能躺在热水里,真是幸福。

困极的时候,锋利的刀刃会毫不留情地割破手指和手背。时间一长,两只手上,刀疤落刀疤,看上去甚是不动人。

实在忍受不住便跑回屋里躺一会儿。那一点点时间无异于身处天堂,酣香的睡眠比任何东西都珍贵。但只要外面一有声音,即使做着再美的梦也要跑出去,继续工作。

我觉得一生要受的苦都在那一个个重复无止的日子里受够了。

很困,很冷,很痛苦。

天亮了,院里猪体横陈。发动我们的破三轮,装车,要在清早的时候送到30公里以外一个叫李庄的冷库里。

虽然穿着大衣,但30公里的路程足以使一个人冻成冰棍。排队、验货、过秤、取钱……一切结束了。驾上三轮车,我和六叔逃亡一样地呼啸着飞奔出门。

六叔开始表演他的飞车绝技,我在车厢里张开双臂,就像贾樟柯电影《小武》的那幅海报。

因为赚钱了,因为可以回家睡觉了,因为可以……

因为可以大吃大喝了。通常回家的路上我和六叔会去一家路边的小饭店,因为相熟,六叔会把留下的一块好肉扔给老板,然后不用很长时间就会有香喷喷的酒和菜上来。

这时我最爱听的一句话就是六叔带点恶狠狠的味道说:“来,浩月!喝!”

在这时候我们完全是平等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会看见两个差不多大的男人在那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很像草莽英雄。

那个年长一点的是我六叔,那个年轻一点的就是我了。

我想我生命里的那点儿豪爽全部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

在鲁南的一个叫李庄的小镇里,我以一个杀猪佬的身份在那里胡吃海喝着,没有一点思想,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自从不再上学,自从烧掉了那些应该烧掉的东西,我就开始逼迫着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儿思考的时间,有活时干活,没活时上街唱唱卡拉OK、打个架什么的,很快乐。

我不知道最后是什么让我恢复了本性中温柔和宽厚的东西。也许是爱情,也许是家庭,也许是其他的,但那时候,我心里的确生长着一种很凶猛的东西。

比如——

那天我和六叔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准备到一个比较远的村子去收猪。

天没有亮,车子开在野外。灯也坏了,时亮时不亮。所以开得比较慢。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会在黎明的时候打劫。

打劫一般在半夜才更具可信性,成功和逃脱的机会也多一些。所以当那些笨贼一出现时,我就在心里嘲笑他们了。

不是四个人,是五个?我也不记得有几个了,影影绰绰,人高马大。

“停车,下来。”那语气倒有点像交警队的,但声音压得很低,因此显得很恐怖。

“你们是干吗的,我没有钱。”六叔说。六叔说谎了,谁说他没钱,买猪的上万元钱就装在他的上衣口袋里。

“少废话!以为我不知道,没钱出来这么早干吗?快点拿出来!!”

“没有,真的没有。我们早起拉粪的。”

“动手!”这几个浑球真浑蛋,也不商量商量,说动手就动手,当我是假的?!

“别忙,不就是要钱吗?我这里有。”我从六叔背后站出来。

六叔狐疑地看着我,本能地把我往后拉。

“我拿给你们行吗?”我的声音一定很温柔,因为他们居然相信了。

说话声音温柔的人一定不要相信他,因为你已经给了他暗算你的机会。

我把手伸向腰里,那帮蠢蛋一定认为我掏出的是鼓鼓囊囊的人民币。可是我确确实实掏出了一把手枪。

“嗵!”沉闷的声音伴随着火红的火苗,紧接着是一个人杀猪般的嚎叫:“我的腿,腿,我的腿!啊——”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枪。其实它算不上一把手枪,它只是由发令枪和钢管精心焊接组装而成。它火力大、杀伤力强且工艺简单,坚固耐用,价格不贵,100块钱足以搞定。唯一的缺点是只能发两枪。

“快滚!”我把自己最难听的声音从嗓子里逼了出来:“拉回家看看还有没有救。”

“跟他们拼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吼着。

我真的有点怕怕了,因为我只有一枪了,而且还不敢保证它会不会哑火。

“六叔,还不把你那把也拿出来,还等啥?!”

六叔恍然大悟,急忙做掏腰状。

狗怕弯腰,狼怕掏腰。更何况他们还不是狼。很快他们便逃之夭夭了。

那支枪在“严打”的时候,我主动交给政府了,所以没有得到处理。我想如果他们知道这把枪曾经炮打豺狼的话,没准还会追发给我一个什么奖立个什么功。

我不过是想想而已,想想都不行啊?

说真的,那时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安心地杀猪赚钱,娶一个漂亮的乡下老婆,就这样算了。

但后来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点转变。说来人真是不可捉摸。有时认定了自己是个窝囊废,有时又觉得自己还不是那么甘于平庸。

我的转变也完完全全因为一件小事。

那是夏天,我和六叔去村里收猪回家。半路上,六叔停下车来问我:“你渴不渴?”

“干吗?”

“我知道这里有一片黄瓜地,去嚼几根吧。”

“去就去!”

那时我的思想境界远没有现在这么高,也没有在嚼完人家的黄瓜之后在田埂上压几块钱的觉悟。

我和六叔就坐在人家的瓜地里,用河水将黄瓜洗干净,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车停在乡村大道的中央,月亮悬挂在天上,虫子在草丛里鸣叫着,我和六叔在嚼着味道并不怎么好的黄瓜。

我突然哭了起来。

我不想就这么嚼别人的黄瓜,我不想一辈子做一个杀猪的。

六叔慌了,连声问我怎么了。

结果,我在月光下的黄瓜地里痛哭了一场。

然后我对六叔说:“我不想杀猪了,我要去上学。”

那晚的三轮车是我开回家的。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开它了,所以我开得很稳。猪们躺在车厢里肯定很舒服。

把猪赶进圈,天一亮我就上了街。给自己买了从里到外崭新的衣服,而且内衣全部是雪白的。

然后把自己泡在浴池里,几乎用光了一块肥皂,把指缝都洗得干干净净。

我身上是清香的肥皂的味道。

穿上衣服,我看着镜子,那个人,头发湿漉漉的,穿着雪白的衬衣,文质彬彬的样子,完完全全不像一个杀猪的。我笑,镜子里的人也笑。

一个月后我重新返回校园。从此告别了我的屠夫生涯。

我不知道,如果不发生黄瓜地里的那一幕,我是不是还在乡下做一个杀猪的。人的成熟在一瞬间就完成了,因为在那一瞬间,所有的痛苦纷至沓来,悲观和绝望逼迫着你不得不去思考: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当然,永远做一个杀猪的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有许多次,我对问起我青少年时期的故事的姑娘说,“我曾经是一杀猪的!”她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我没有笑。

我的故事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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