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回忆我出生的村庄,那个遥远的故乡

每年都要回一次大埠子。回那里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整个家族在20世纪80年代末迁徙出去,留下了我的父亲独自一人在那里。一抔黄土,已将他深深地掩埋。


少年时,我恐惧回到那个村庄。当我在县城的平房里回想30多公里外的大埠子时,那个小小的村庄,便像一个悬挂于枝头的小小的灰色鸟巢,令人担忧地在风雨里飘来荡去。童年记忆里的大埠子,道路狭窄而泥泞,草垛里住满了麻雀,天总是黑得特别早,夜晚总有犬吠声……


可我不得不去看望我的父亲,作为他遗落在这个世间的长子,我有责任和义务。这个道理,我从小便懂,虽然心中并不乐意,可我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这个村庄,令我恐惧的不是到处奔走的野犬,也不是漂满了浮物的河面,而是村里人的眼光,他们对我的到来投来惊奇的目光。是的,他们了解我的一切,知道每一年我到这里来时发生的每一点变化,而我逐渐变得对他们一无所知。

小的时候,每次陪我去上坟的都是三叔。他个子高大,壮实,有时也开开玩笑。只是在去坟地的路上,他和我一样沉默寡言。每次他都带着一柄铁锨,给坟添添土,咒骂种地的邻居把蒜苗栽到了坟边。纸钱的火光把一小片黑暗映照得一片光亮时,我能看到他红红的眼睛,他叹息着,喊着我的父亲。回去的时候,他的大手一直停留在我的后脑勺上。


在我还没有能力独自在天黑赶回城里的家时,我通常都要住在三叔的家里。后来,三叔在村口开了一家小店,我便住在这个店里。店里有张破旧的床,上面有略带潮湿的被子和褥子。点亮一支蜡烛,我找寻小店里一切可以读的东西,翻烂了的书,卷边的杂志,充满油污的报纸。蜡烛快要燃光的时候,我终于舒一口气,尽量地展开身子,躺在大埠子的夜色里,这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一直想要逃离却一直逃不掉的地方。


大埠子的夜晚是漫长的,每次我真正睡着的时候,都是在门缝挤进一丝太阳的光线之后,那时我才一任自己轰然倒塌在睡眠中。在这之前,我如同这个村子任何一个角落里的虫子一样,躲避在黑暗的缝隙中,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敏感地感受着周边的环境:风声是从河岸那边吹过来的,它带着河水的腥气和草灰的呛味;树林中的每一棵树都在低声地交谈,每隔一段时间便集体哗然一次,这声响传到我耳朵里便带来内心一阵颤抖的惊惧;野犬在村子中央的大道上追逐;一头老去的牛在今晚死去;孩童的夜哭无休无止……


在这样的夜晚,我常想到自己的一生。虽然现在我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但在那时,我却像看到笔直大路尽头的另一个人那样,看到自己的一生。我悲伤地想要大哭,可已经有无数个人柔声地告诉过我,要做一个坚强的人。在我悲伤的时候,这些人的面孔走马灯一样在我面前旋转,所以我不能。在夜晚没人看到我把头紧紧地蒙在被子里,但我还是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羞耻。那么多年,我不想回到大埠子,就是为了不面对这种由胆怯、茫然、恐惧、无助、失落所组成的羞耻感。


直到我成年后,这种羞耻感才逐渐消失。我已经可以比较坦然地走进大埠子,虽然村里人的目光仍然会让我的脚步有些发飘,但我已经能够做到不与他们的目光对视。三叔老了,陪我去上坟的是他的儿子—我的三弟。三弟是个乐观的小孩,每次和我去上坟的路上总是“大哥大哥”地叫着我问这问那。就这样,一年年,又一年年,他也长大成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我们去上坟的队伍变得浩荡起来。在父亲坟前,我仍旧是默默地烧着纸,孩子们兴奋地用木棍挑动着火光,他们大概不知道父亲和这堆黄土的联系。

我生命中每发生一件大事,都是要来一次大埠子的。结婚,我带着穿着一身红衣的新娘来这里。有了儿子,在他刚刚能走路的时候,就抱着他来这里。远走高飞,也来这里作别。每年一度的春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到这里。有年春节因为雪灾没有回老家,那个春节我过得心神不宁。我以为一年去这么一次和不去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可事实不是这样,远远不是这样。


大埠子仿佛是我摆脱不了的一个梦魇—我的恐惧在那里,幸福也在那里,痛苦在那里,安慰也在那里;失望的时候我去那里寻找希望,高兴的时候我去那里待一会儿。这个村庄和我的联系,不仅是我父亲留在了那里,而且它早已成了我血液的一部分,我人生和命运的一部分。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常会感到那个村庄我永远回不去了,因为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它在我内心最隐秘的一个角落里,它像一个飘摇在风雨里的鸟巢,它悬挂在我心上。而我,一直那么小心翼翼那么敏感地守护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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