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从天而降的母亲

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孩提时不懂大人世界的模样,等自己成了大人,那些小小的问题,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于母亲。有一年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一直盯着那片池塘绿色的水纹,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僵直,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时,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的心里欢呼雀跃,表现得却很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想要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那次,我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从此不再相信她。但我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的活着,是多么艰难的事。

我以为我是恨过她的,但根本就没有。对别人都不会有,何况对她。在我那奇怪的童年里,脑海被混沌与奇思异想充斥着,没有恨意成长的空间。当然也没有爱,不知道爱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活的像株植物。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整整十多年的时间,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一旦有同学问到父亲、母亲,我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就会用淡淡的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盼望母亲会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时,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儿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我都会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雪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慢慢地,我回忆起来,母亲并不是一点儿也没关注过我。每年去她住的那个村庄,给我父亲上坟的时候,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在某一个角落里看我一眼。而我不知道她在那里,或者,就算知道,也装作不知道。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你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家庭话语权的我,开始做一些属于自己的决定。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那是第一次觉得母亲像个慌里慌张的孩子。她包着头巾,衣裳俭朴,略显苍老。我喉咙干涩地喊了声许久没喊过的“娘”,妻子则按城里人的叫法喊了“妈”。母亲显得紧张又扭捏,想答应但最终那声“哎”没能完全地说出来。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拽,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偷偷的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后,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我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没事人儿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仿佛她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妻子跟我说:“有你妈在真好,别让她走了。”我说:“好。”但在母亲前面,怎么也说不出口。

25岁那年,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为她养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聚。

那段日子很苦,母亲跟着我们在暂住的村子里搬来搬去,但是大家都很开心。母亲教育孩子还是农村的那套老办法,把她不到一岁的孙子宠得上天下地。我常奚落她:“别把我儿子宠坏了!”

“小男孩儿哪有不调皮的?越调皮越聪明。”母亲总是坚持己见。

儿子学会了叫爸爸、拍手、再见、飞吻……但叫得最熟练、最亲切的自然是“奶奶”。每到此时,她都异常高兴,从来没见她这么开心过。她会很多歌谣,如“宝宝要睡觉喽,奶奶要筛稻喽” ,几乎每一首都和奶奶有关。

有一次妻子略带讽刺地跟我说:“瞧你,在你妈面前还撒娇呢。”“有吗?”“有。”“不可能。”“真的有,别不承认。”我是不承认有的,仔细回想了以后,还是不承认有。也许只是觉得生活有趣,显得过于乐天派了一点而已。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再次摆在了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还有一个自己的女儿,她要照顾她。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地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

母亲坐上了出租车,脸上又恢复了那种严肃的表情。也不看我,话也不多,无非是说少和媳妇吵架、少喝酒、多带儿子玩之类的。我尽量表现出无感的样子。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又是漫长的十几年时光过去。时间过得太快,忙着生活,忙着追名逐利。每年能够见到母亲的日子,就是春节。按照持续了30多年的惯例,我带着两个孩子,去给他们的爷爷上坟。在堂弟家门口,母亲会过来,看看她的孙子和孙女。当年她带过一段时间的孙子,如今已长成一个一米七五的大块头。在那短暂的半个多小时里,妻子和孩子与我的母亲,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那样,平静又愉快地说着话,会笑,会拍打肩膀,会拥抱,再不舍地告别。在这样的过程里,我通常在远一些的地方看着,并不凑上前去。还是不知道该和母亲说点儿什么,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了吧。

最近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上不得不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透过窗户看到母亲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无声地开始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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