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一句顶一万句》:拍出属于中国人的亘古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原著小说是刘震云最重要、最好看、最具史诗感的作品,全书由“出延津记”“回延津记”两部分组成,描写了底层人的内心困顿和中国人的情感渴望,书中人物毕生寻找的,就是希望遇到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遇到了,便心安处是故乡,遇不到,就一直寻找下去。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取材自小说的后半部分,相对于上半部分杨百顺通过四次改名所展现的一名底层人的命运漂泊史,下半部分中牛爱国寻找妻子所传递出的属于中国人的亘古孤独感,更适合于大银幕呈现。拍上半部分故事,很容易拍成《一九四二》那样让人哽咽的电影,而下半部分,则因可以融入一些荒诞元素且不触碰敏感话题,能够被当成普通的喜剧片来看待。


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出任了该片的导演,她有着自己的专业背景,纽约大学导演专业研究生这个身份,使得她的影片多少有点儿学院范,机位、镜头、剪辑等方面都显得工整。刘雨霖明显没有打算把《一句顶一万句》拍成喜剧片,尽管那样可能会更受市场欢迎,但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会觉得《一句顶一万句》是不适合拍成喜剧片的。硬改也不是不可以,但那样的话会丢失掉小说最重要的魂儿,会掩盖那种四处弥漫的孤独感。


孤独取代苦难、荒诞,成为《一句顶一万句》最核心的关键词。在电影中,牛爱国和庞丽娜这对夫妻的主要矛盾,不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穷得吃不上饭,而是性格不合,按照电影里的说法是“说不上话”,聊不到一块去,聊不到一块去好办,离婚就是,但牛爱国又不想离婚,不想成全妻子,妻子私奔之后牛爱国假装外出寻找,寻找过程中一番遭遇让他明白了一些道理,比如“人过的不是以前,是以后”,道理简单,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就算明白了道理,也无法做到真正的释怀。


看《一句顶一万句》,莫名想到2003年冯小刚的电影《手机》,那部电影的编剧也是刘震云。其实想想也对,《一句顶一万句》和《手机》有异曲同工之处,前者说的孤独,后者说的是信任,结局都是悲凉。人因为孤独,会选择盲目地信任,以信任获取某种安全感与温暖感,而当信任被辜负,在绝望与愤怒之后,是更深的孤独。近百年来,中国人在这其中情绪中来回奔波,心灵屡遭辗轧,至今无法找到落脚之地。这几年心灵鸡汤盛行,何尝不是追捧者心灵无处安放的佐证之一。


和预想的不一样,电影版《一句顶一万句》不是乡土故事,电影气质溢出了县城这个容器,使得它更接近于城市故事,甚至大城市故事。牛爱国离开延津名为寻妻实则为无目的游荡的那段描写,恍惚间让人觉得电影成了公路片。这大概与刘震云、刘雨霖两代人的分野有关,刘震云的根扎在延津县的西老庄村,连他自己的电影公司,都注册成了西老庄影业,而刘雨霖的城市生活乃至海外教育背景,使得她的视野总忍不住要脱离父亲牵肠挂肚的那片乡土,想在影片里融入一些城市视角。这样也好,纯粹的乡土故事,在当下的电影市场并不吃香,加入城市元素,或会吸引更多一些观众,来体会这个内核严肃的电影。


电影额外还添加了一些文艺片常见的场景与画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是牛爱国在郑州邂逅做摆摊餐饮生意的女同学,女同学换上时尚的装扮,邀请牛爱国去山湖中划船,秋冬凄冷的天气了,一艘船从镜头远处出现,慢慢地向观众划来,船上的两个人,说着有关人生且不乏哲理的台词,这让人想起贾樟柯的短片《河上的爱情》。在处理这段同学情时,刘雨霖也像贾樟柯那样含蓄,没有直白的“激情”描绘,也没有含蓄的暗示,一切自然地发生了,又自然的结束了,所有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困境中去,接受摆脱不了的命运考验。这让心怀期待的观众会产生某种失落感。


孤独与失落如影随形,愈孤独愈失落,《一句顶一万句》调和了两者,给出惆怅的味道。有时候说出某句非常到位的话,的确抵得上一万句不明所以的废话,但那句话就飘在空中,怎么抓都抓不到,这让故事中人抓狂,也让坐在黑暗中的观众感觉落寞,因为,或许在某一瞬间,我们也会想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句话却一直得不到。(首发于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评论

热度(1)